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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当然，仅凭制造和使用工具并不足以说明人类何以会保持进步。比如为什么人类没有停留在旧石器时代，日日陶醉于自己的“丰衣足食”。那时候的石制工具不是已经被我们的考古学家们发掘出很多了吗？
为什么人类不断进步？因为人类有一种“洗心革面”的精神 4e0e.&a;a;quot; &a;a;gt;与勇气。换言之，人类亘古未移的高贵，不仅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更在于人会更换工具。即工具必为人所用。
如果我们有一点哲学的眼光，就不难发现，我们周遭的事物，包括一切社会关系、政策法规、包罗万象的主义等等，都是我们援手可用的工具。当初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时，封建体制被人们渐渐抛弃，归根到底，就是完成一次工具更换。进一步说，一切契约与政治，皆为民所用，亦为民而换。而工具的可更换性（可替代性）不仅是我们推动社会改良的前提，同样为改良的实现提供可能的保障。
谈到农民问题，有学者提出，中国存在着“四农”问题，即“三农”外加“农民工问题”。笔者对此“标签游戏”颇不以为然。一方面，即使从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出发，“农字问题”越多，其争论价值就越小；更重要的是，自“城乡分治”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城门竖起。换言之，中国要着手解决的是城市自我封闭的问题，而非农民工“被动开放（闯世界）”的问题。当我们将触目可见的城市封闭问题归类到“农字问题”，既有失公正、又无的放矢。甚至，相较于封闭城市而言，农民工不但“没有问题”，而且为冲破城市封闭提供了方法。
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户籍坚冰渐渐打破，部分省市已经着手户改，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若以“更换工具”论，实则是中国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封闭式户籍管理工具已经跟不上中国人的行动与观念。如哲人批评的那样，人类理性的一个悲哀转向就是向“工具理性”投降，终于导致“人为工具所奴役”。而这种封闭式户籍制度同样反客为主，禁锢了中国人的才情与活力。
翻开几千年来的中国运动&a;a;lt;rk&a;a;gt;&a;a;lt;/rk&a;a;gt;史，不外乎是一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历史，这也是世界的历史。封闭式统治曾经是历代统治者长于运用、也乐于运用的工具，但是历史证明，这个工具只可能让国家积贫积弱。谁也不能否定，封闭式管理弊端丛生，早已不适合中国当下与长远的发展，更有违民众的自由生活的诉求。谁希望一个生龙活虎的民族，自缚双脚？谁又有权力，让心怀希冀的农民像玉米一样长在庄稼地里？
联想到发生在重庆的“同命不同价”的赔偿&a;a;lt;dfn&a;a;gt;9９lib.&a;a;lt;/dfn&a;a;gt;足见“城乡分居”的荒诞逻辑：同一辆三轮车的三位同班女生，不幸遭遇车祸丧生。事后，两位有城市户口的学生分别获得了二十万元赔偿，而另一位农村籍女生却只获得九万元赔偿。原因就在于她是农村户口。
感怀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我们真要感谢那些淳朴的农民。他们有着关于幸福的良好直觉，也仿佛道义与真理时常生长在他们的脚下。在封闭经济盛行的1978年，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冒着“杀头”危险分田包干，从此揭开了农村开放生产的序幕，不可不谓惊天动地；同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民工潮，使农村再次成为大后方，“席卷天下”的他们再一次冲破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正是那些抛弃了户籍观念、四处漂泊的农民，以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波澜壮阔，将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陈旧仪式。
有人惊叹：农民的智慧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生活中来。农民不会掩饰自己的工具主义倾向，他们有着极其淳朴的生存法则。他们不会破坏手里的生活工具，但会更&a;a;lt;u&a;a;gt;..&a;a;lt;/u&a;a;gt;换工具，更会在不经意间破坏制度工具。对他们而言，户籍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工具，一旦税费过重“种地养不活家小”，或另有远大前程，他们断然是要以行动来打破禁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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