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和著作是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字反映。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在历代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著作中也有反映。甲骨卜辞、金器铭刻都是有关史事的记录，《尚书》、《诗经》中有史事的记录，也有后人关于前代史事的表述。《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记载了大量的先秦史事。司马迁作《史记》，创为通史，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尤其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的特点。在《史记》中，《三代世表》谱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从此以后，中国历代君主世系直至清溥仪止迄未中断。在《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 年）始；从此中国史书纪年迄无中断。自《史记》以下，历代均有断代的纪传体正史，它们首尾相衔，形成一条史的长龙。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洵非虚语。其实，中国历史著作的可贵之处还不限于时间上的前后衔接，而且中国历代史书从体裁到内容都有内在的发展脉络可寻。除了史学以外，其他学术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例如文学，从《诗经》到汉、魏古诗、到唐代律诗、到宋词、到元曲，从楚辞到汉赋、到骈体文，其间都有着相当清楚的沿革关系。
黑格尔在肯定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的同时，又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②这样，他就把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停滞性混为一谈。黑格尔有一种偏见，认为东方的文明是古老的，同时也是停滞的。我们不想否认，在黑格尔的这一偏见里也显出了他对当时历史的某种卓越的见解。因为，当时在西方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而东方还被束缚于传统的封建制度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科学地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地不安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黑格尔不能对当时东西方历史的区别作出唯物史观的解释，于是以臆造的“历史哲学”的形式把它归因于不同民族的精神上的“区别”。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发展都比西欧显得迟缓，以致从历史上的先进地位转而落后下来。原先落后于中国的西方人，现在跑到中国前面去了，于是他以为中国在停步不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黑格尔作为一位对于辩证法的发展具有杰出贡献的大师，他的中国历史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第161 页。
②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第161 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 页。
无变化的说法却是直接违反辩证法的本身的。
我们认为，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实质，绝对不在于什么凝固不变性或停滞性，而恰恰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任何一个文明的发生，都必然是对于非文明的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的存在和发展，也都必然是对于非文明的不断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发生和发展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或新陈代谢过程。就以上述各古代文明来说，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的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否定非文明而进入文明，她们的文明的自我代谢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由盛而衰，随后也就失去了生机。爱琴文明到公元前十二世纪不再能自我代谢，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希腊文明的自我代谢到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由极盛而转衰，它本身随后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罗马文明在公元前后一两个世纪里盛极一时，其后失去自我调节、自我代谢的能力，以后也就由苟延残喘而终至消亡。历史上其他文明发生、发展与灭亡的历程莫不如此。
我们论述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绝对不是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写成一部田园诗，把几千年的岁月都说成是在安闲和恬静中度过来的。中国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阅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穿越了无数深峡险滩，其间有过许多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有过不少风雨如晦的朝夕。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真正特点，在于她历尽危机而未消残壮志，在于她屡经考验而能活泼泼地生存下来。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讲演的，那是鸦片战争的前夕，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危机深重的时期。但是，中国文明并未在这次危机中失去自己的独立存在。近百余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明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复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大体可以表明中国文明发展连续性的基本特色。
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纵观世界历史，古国文明源远者未必流长；中国文明源远而流长
，这是极为难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渊源深远，那末只有在前进的流程中得到足够的川流的汇注，才有可能越来越宽阔、丰富，形成不竭的长流。中国文明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世界历史的一般情况来看，文明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和不同程度的统一相关联的。当文明最初发生之际，都有一个由部落共同体联合为国家的过程。在古代希腊，人们把这种“统一”称为“塞诺西辛”（synoikiss）。经过这样统一过程形成的还只是一种以某一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的邦。随着文明的发展和地区性的经济联系的出现，小邦往往又合并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随着各地区之间文明联系的出现，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又先后出现过许多跨地区性的帝国。各个文明在这种横向的分合过程中具体处境不同，它们在自身的纵向发展中的连续性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以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缺乏纵向发展中的连续性，一般都与其在横向分合关系中的具体状况有关。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许多小邦，是世界上最早发生的文明。公元前三千年代，埃及形成古王国各朝的统一国家，出现了以金字塔为表征的文明；两河流域南部也先后 《易·乾卦象辞》。
出现了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统一国家。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夏文明、爱琴文明，都是小邦林立的文明。公元前二千年代，埃及出现了中王国、新王国诸朝的统一国家，两河流域出现了古巴比伦的统一国；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至此达到极盛阶段。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尚未形成统一的地区性王国，就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消亡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巴比伦尼亚）的古老文明中心开始发生危机，于是亚述人建立了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两河流域的帝国；这时，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希腊，重新产生了许多小邦。公元前七世纪末叶，亚述帝国解体，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后又形成了包括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小亚细亚的波斯帝国。公元前六至四世纪间，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开始形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希腊城邦文明达到繁盛时期，罗马国家形成。公元前四世纪后期，马其顿征服希腊，随后又征服波斯帝国，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但是这个帝国在亚历山大本人死后不久就瓦解了，分裂成许多小国。公元前三世纪，在南亚次大陆曾一度出现孔雀帝国，但这个帝国很快也解体了。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公元前一世纪末叶，罗马形成雄霸于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后，在伊朗和两河流域逐渐形成了安息帝国。综观公元前一千年代，人类社会铁器时代开始后的第一个千年代，我们可以称之为古代帝国不断涌现的时期。当然，每一个帝国都是在征服了许多地区性的王国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是，这些帝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认为是对于先前的地区性王国的统一。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于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ha-po nbsp;hoctb）的联合体。”所以，这些帝国的先后出现，足以发生打断古老文明的历史连续性的作用，而不能维护或巩固那种连续性。
公元以后直到中世纪晚期以前，情况也基本如此。在西方，西罗马帝国在五世纪灭亡以后，出现的是日耳曼人诸王国林立的局面。公元 年，查理曼（charlegne，742—814）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但是查理曼帝国不仅与罗马帝国无关，而且存在不到半个世纪就分裂了。公元962 年，鄂图一世（otto i ，936-973）再次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而这个正式命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实际上连德意志和意大利都没有真正统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