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可以说明现在许多国家都在继承和沿袭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人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现代国家都与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有文化发展史上的连续性。因为，现代很多国家虽然接受了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它们的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却是自身先前的文化系统的发展和继承，而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那些文化遗产只是作为某些因素（而并非有机的系统）被继承下来的。
“夏文化二里头型晚期出现了较大的青铜兵器和工具——戈、钺、凿等，尤其是还出现了青铜礼器——爵。”（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41 页。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的归属尚有争论，但青铜器出现之早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必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形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国，其中大多数在文化发展史上不是已经中断了连续性，就是只有不完意义上的连续性。
让我们从事实来看。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有自己的独特文字系统，有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可是当她们失去独立以后，文字的使用范围逐渐限于神庙祭司之间，最后终于被人遗忘。对于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历史，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前425 年）游历波斯帝国时所听到的已经是很不完备的传说，这从其所著《历史》一书记载的内容可以得知。在马其顿——希腊人统治时期，埃及祭司马涅托（mho，鼎盛年约在公元前280 年）、巴比伦祭司贝洛苏斯（berosu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290年）曾分别以希腊文字著埃及史及巴比伦史。这两部书现在虽已不存，但从它书所引佚文可知，基本上不过是各王朝的王表而已。在此以后，就不见古代学者有关于埃及和两河流域历史的著述。这两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文字和历史逐渐从人们记忆中消失，所余不过是金字塔之类的遗迹和若干神话及历史传说而已。曾经强盛一时的赫梯国家，到公元前十三世末已经四分五裂，公元前八世纪最终灭亡。赫梯的文字和历史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以前即已灭亡，继之而来的是还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雅利安人部落，文明发生中断现象。克里特文明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中断，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也灭亡了。在希腊大多数地区又暂时回到原始社会后期，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甲和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乙都已被人遗忘。整个爱琴文明只不过在荷马史诗之类的希腊古籍中留下了某些片断的神话传说而已。只是由于近代学者在考古学和文字解读方面的成就，许多曾被遗忘的古文明才得以重新为人们所知。可是至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和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甲尚未解读成功，因而连这两个文明的创造者到底是谁，现在都无法最后确定。在铁器时代开始后产生的古国中，波斯的楔形文字也曾被遗忘，波斯古史的很多原始资料只是在近代古文字学者将其文字解读以后才重新为人所知。古希腊文、拉丁文没有被人遗忘，但是最后仍坚持用希腊语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希腊人，而拉丁文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而成为基督教士读经和表述经院哲学的工具。十五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的西欧“文艺复兴”，在形式上似乎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再生。“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词义本来也就是“再生”。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文艺复兴所开创的是西欧资本主义文明，它从社会性质上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西欧文明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并不止于有历史阶段上的差别。近代西欧文明是随着各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形成的民族文明。各国民族语言文字的出现和以这种文字著述的开始，可以被认为是民族文明发生的一个明显标志。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1265—1321），曾经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9—250 页。②”。他已经开始用意大利文作诗了。到十六、十七世纪，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拉伯雷（rabeis，1495—1553）、塞万提斯（cervantes，1547—1616）、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弥尔顿（mion，1608—1674）、莫里哀（moliere，1622—1673）等名家辈出，标志了西欧各国民族文明的兴起。因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并
不是近代西欧各国文明的母体，而是前者的遗产在客观上为后者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养分。
诚然，我们也看到国外一些学者谈到其他古国文化的连续性。例如，印度史学家高善必（d.d.kosai）认为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非埃及文化可比③。他说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实际也就表明更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以后的印度文化之间是不连续的。当然，《吠陀》以下的印度文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婆罗门教的典籍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前后相连的发展轨迹，而且在后代对前代典籍的注释中也能反映文化相沿不断的关系。例如著名的《摩奴法典》（manu siti）在公元九世纪、十一世纪、十三世纪、十五世纪间几乎每二百年即有一次注释。印度文化史上一个不足之处是缺乏赖以反映历史的史学的连续性。又如，英国学者汤姆生（g.thoon）说：“如果我们以希腊史与中国史比较，就会看到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两种语言的书面文献都始于公元前二千年代（引者按：中国未曾发生爱琴文明的文字被遗忘并且至今仍有很大部分未能解读成功的现象）。这两种语言都存留至今，变化较小。近代希腊语不同于古典希腊语，但希腊人仍认为柏拉图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近代汉语不同于古典汉语言，但中国人也仍然认为孔子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因此，希腊语可说是欧洲最古老的语言，汉语是亚洲最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上的连续性反映了两国文化的连续性。自古迄今，希腊的历史是单一民族的历史（引者按：中国情况不同），这个民族从未失去过它自身的同一性或者对于自己往事的回忆；对于中国人来说，情况同样如此。”汤姆生也注意到了中国与希腊的不同。他指出：第一，当前（此书初版于1955 年）说汉语的人口约有六亿，而说希腊语者仅八百万人口。第二，希腊文化的许多内容并非自己独创，而是从更早的近东文明借来的；而中国文化则是自己独创的。汤姆生的话有其理由，不过，希腊同样缺乏反映历史的史学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两点上。第一，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未曾发生爆发性的断裂现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的确相去甚远，要求只识简体汉字的人去认甲骨文或金文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整个发展过程十分清楚、完整。了解到这样连续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也就掌握了认识甲骨文、金文的钥匙。而且，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的；这些原则好象一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梁，今人通过它可以辨识古代文字。至于语言，古今差别的确不小。因此现代人，甚至现代的② 《〈共产党宣言〉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9 页。③ 高善必：《古代印度文化与文明史纲》（thecuureandcivilizatronofanbsp;india in historibsp;outline1977），第9 页。
汤姆生：《第一批哲学家》第61 页。
专门学者，对于甲骨卜辞、金器铭刻、《诗》、《书》之文，也有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古今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寻。譬如，先秦一部古籍，汉、魏时期的人已觉难解，于是学者作了注释。到了唐、宋时期。汉、魏人的注释已显得不足以解决疑难，于是学者又作了疏解。今人考释古籍，经常都要通过这条前人注疏的梯道。这个梯道也是文明渊源不断的一个明显证据。第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从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