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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83年
指定的三个接班人，、和华国锋，有的去世了，有的下台了。邓小平所选定的第一个接班人胡耀邦，结果也是这样，现在轮到。6月底，李鹏呈交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时期所犯错误的报告书，大体上是说，赵没有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刚和没有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他对动乱的发生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从组织角度上讲，的命运与邓小平在1968年和1976年所遭遇的命运一样，他丢掉了中央委员的职务，以及以中央委员身份出任的一切党内职务，只是在他的名字之后加上“同志”二字，允许他保留党籍。从此以后，他完全销声匿迹了。时不时地他也打一两次高尔夫球，这说明他还不是犯人。1992年传闻，说他有复职的可能，但在秋末，中央委员会公布不改变对他的处理，这一谣言不攻自破。
除本人失去了政治局和国家的职务之外，还对其他几个中央委员作了降职处理，胡启立失去了他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务。常委名单中增加了三名新常委：、宋平和李瑞环。担任总书记。
是一位未在预料中的人选。像李鹏一样，他原也是一位技术工程师，在60－70年代担任许多技术部门的工作。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喜欢大笑。江在上海长大，兴致来时，也会唱唱英语歌，喜欢40年代美国电影。年轻时，为了逃避国民党军警搜查分子，他曾藏在校长汽车的行李箱里逃出了校园。江既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敌人，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热心人。
李瑞环是一位年轻活跃的人。1958年他曾以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的修建工程而获得“青年鲁班”的美名。他担任过天津市市长，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能干的市长，他好像是一团火，谈话从不死板。他鼓励海外对天津投资，这点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提升也与一样，代表邓小平希望持续进行改革。
中央委员会会议两个月后，邓小平未接受其他同志的劝阻，准备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之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邓小平离开工作并非是完全放弃政治。邓小平很明白地声明，即使他完全退下来，也还要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他十分清楚，对于一个一党制的国家，领导人离开办公室之后的命运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元老领导人，一是失势。作为一位具有七十年政治生涯的领导人，即使完全退休，党和国家也还会向他请教问题的。
在辞职信中，邓小平说他的身体仍旧很好。应该说，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事实。但是，看上去忽然间邓显得老了许多。就身体状况来说，他选择这个时候退休是正确的。退休后他是如何打发时间的呢？大部分时间他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他的孩子们大多也是中年人，他似乎与小女儿邓榕关系最亲近。1992年10月在十四次党代会上扶着他走进会场的就是她。邓继续打桥牌，还是与他的老牌友一起，包括万里和杨尚昆。他偶尔也接见外国来访者。1989年秋，他会见了基辛格和朝鲜的金日成。
邓小平仍旧关心国际事务。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制度在1989－1990年的崩溃，坚定了他的看法：中国应该振作起来反对西方企图推翻世界社会主义的联合运动。邓小平看到了国际变化对中国的影响，1990年初，他和党的中央告诫人们说：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敌人的所有矛头将会对向中国。他们会利用各种借口制造麻烦，增加我们的困难和对我们的压力。不管怎样，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再稳定。
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以后的三至五年将是相当困难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垮下了，中国的历史将会倒退几十年甚至一百年。(根据原文译出。——译注)邓小平和党的新领导人就是以这种态度来看待西方国家“六·四”事件以后对中国进行的制裁。
邓小平相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制定了在整个世界中实行“和平演变”的策略。邓小平主张中国在外交上采取谨慎的态度。他提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国际上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做好自已的事，实现奋斗目标，而不搞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
邓小平的观点受到重视。由于执行了邓小平的思想，其结果，中国逐渐取得了优势。西方的经济制裁宣告失败，西方的部长们又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1992年，杨尚昆在北京接待了笑容满面的叶利钦。耐心与谨慎果然使中国获得了成功。在一些事件的帮助下，特别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得西方国家必须在联合国争取中国的支持。于是，中国又恢复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上也取得了胜利。这要归功于他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那篇讲话，以及他提升了。因此，“六·四”之后，在继续贯彻80年代的政策上没有严重的障碍。农业上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夫扩大；对国外投资者的奖励政策没有改变。而且，邓小平还要扩大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步伐。
由于邓小平不再在党的会议上作报告，也很少接见外国访问者，所以要了解他的思想发展是不太容易的。不过，在1990年初至1991年底，他经常与党的高级领导人谈论改革之事。有一点很清楚的是，很多人对他的观点漠不关心或表示反对，1991年春，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阐述他的观点的文章，而一些全国性的报纸甚至不曾提到这篇文章。
1992年初，他开始南巡。巡视华中、华南、华东，包括他的话能很快被香港报道出去的地方。他访问了武汉、深圳特区、珠海和上海。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发表讲话。很快，他讲话的全部内容和一些引语出现在香港的报纸、电台和电视节目中。观看香港电视的成千上万华南观众很快获得这一消息，不久消息遍及全国各地。
从北京对此事反应的速度来看，领导阶层未经过太多的争议就已决定支持邓小平的观点了。2月21日。邓小平作南巡的最后讲话。28日他讲话的部分内容以中央委员会文件形式大量下发到各级党组织。
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两个大问题：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在发展问题上，他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是正确的，不能改变，必须大胆地、创造性地贯彻这条路线。在一段讲话中，他说出了一段在思想上有重大突破的话。这段话即使胡耀邦这个当年最况下，他们只能在党内施加他们的压力，但这些压力将会被党内相对的压力化解。换言之，整个改革计划不会因外在的政治活动而被迫停止，也不会因此而被迫修改可能对社会某一特殊团体非常不利的一些计划，即使是那些最不受欢迎的改革计划，也能继续加以实施。
这并不是说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所采取的无产阶级专政很仁慈。不是的。也不是说，邓小平和中国其他的领导人希望将来有朝一日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会被多党制和行政与立法机构的竞选所代替，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是说，要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实施，建立一个更为开放的政治秩序。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要逐步地实行民主，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彻底地实行民主。
从1950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一直与世界隔绝。即使在其他一些国家人民的心目中，中国也是一块遥远和神秘的地方。当然，朝鲜、蒙古和越南除外。造成中国与世界隔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自朝鲜战争后一直对中国实行封锁。另外本身的有些做法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对于世界的大多数地区不感兴趣，对于他唯一出访过的一个国家——苏联也不喜欢。因此，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少，中国对于世界的认识，也同样越来越狭隘。
邓小平改变了这一切。在他的指引下，中国引进了外国的资本、技术和工商业技巧，以满足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与此同时，他让中国在处理国际与地区争端问题时，发挥与中国国力相当的影响；他改变了中国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再强调革命和战争。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一直致力于消除世界的紧张局势，设法使一些“热点”地区降温。中国还加入了许多国际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会、国际刑警等。她还向许多发达国家派遣了留学生，在美国就有中国留学生三万多人，另外她自己也接受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顾问、学者和学生。北京国际机场每天都有十几次班机飞往欧洲和美国，而十五年前，每天只有三至四次班机。
未来的中国将会怎样呢？中国是如此之大，发展又是如此之快，因此要想预计她的未来是困难的。如果我们以中国过去的发展为借鉴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描述她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一，政治方面。邓小平百年后，将有一个人（在本世纪之前，中国的这位领导一定是男的）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者，最后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但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和争执。中国的传统和民主集中制都需要一位最高领导人。这并不是说集体领导将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说新的领导者的最亲密的人将是他的助手而不是他的同事。
第二，社会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断增加，社会的知识水平相应地提高，因而对社会与文化自由的要求将越来越强烈，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人及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将会就放弃一党执政是否明智这一问题展开争论。因此，中国可能会像香港早期那样，允许甚至加强各种自由，但多党制的进展却很缓慢。
第三，经济和社会方面。目前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十一亿，而且还会迅速增长，到本世纪末将突破十二亿。粮食问题将成为新的问题，甚至会减少对每个家庭的粮食供应。是重新实行配给制，还是增加粮食进口，这是中国方面必须要作出选择的。
第四，是政治和文化方面。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的少数民族将会要求享有更多的文化自由和政治自治。到目前为止，世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藏。但是，新疆的少数民族在回教复兴主义和前苏联境内回教兄弟姐妹纷纷建立自己的国家的影响下，会更为坚定地要求文化自由与政治自治。
与此同时，中国人将要对毛去世后一直领导他们的这个人作出判断。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看到他身上的一些弱点。有些人会认为他过大于功，但绝大多数人会认为他功大于过，因为是他领导他们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以往闻所未闻的水平，而这是他们的父辈做梦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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