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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1981年
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选举华国锋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从而也更巩固了他的总理职位。但是，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策划者希望这一行动能够继续保密，以便于解除地方上“四人帮”余党的武装。“四人帮”在被逮捕前，已将重型武器分发给了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兵武装，王洪文还在中南海设立了特别指挥中心，命令各地的民兵随时准备采取武装行动。
结果，在北京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顺利地解决了上海方面的问题。曾有人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发了一个秘密电话（“妈妈住院了”），暗示“四人帮”的行动计划破产了。但是，他们还是被华国锋等人巧妙地调回了北京，并一一被逮捕。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民兵和正规部队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太清楚这些冲突有多少是支持“四人帮”的民兵发动的，又有多少是那些试图保住自己势力范围的省级领导人发动的。这些动乱蔓延得范围很广，特别是在长江以南地区。直到1977年底1978年初，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距北京不足一百公里的天津。但是，效忠“四人帮”的正规部队并没有控制首都或其他一些大的地方政权。
10月2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十五天，官方正式公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消息使成千上万的人欢乐无比，，然而，对于为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有很大的顾虑。且莫说为邓小平平反对他本人的权威是一种威胁，至少还要改变官方对事件的定论。而如果不对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也就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华国锋的全部权力是给的。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部署该年的工作任务。作为一般党员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的许多支持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要求为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却坚持认为“四人帮”是“极右”的代表（和他们也曾用同样术语为定罪）；批邓以及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正确的；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坚持汪东兴向他建议的有关和思想的原则：“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他唯一让步的是承认邓小平与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群众在清明节到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了。不清楚他们两人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曾经面对面交谈过。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邓小平首先采取行动的。4月10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支持华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写给华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帮”后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邓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阅他的这两封信。邓的这一建议显然被接受了。接着，5月底，“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前去拜访了邓小平。可以肯定其中一位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对他们说，华的“两个凡是”不行。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因为撤掉他的职务是毛下的命令），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几天以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又去拜访了邓小平，邓又重申了上述思想3。
这对华来说是个坏消息。尽管如此，华还是以为自己不能和邓一样固执。在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恢复他的职务进行表决之前，邓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在场听邓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这时已经快七十三岁了。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年龄一样。但他看起来并不比他五十多岁时老多少，而且身体比同龄人健康得多。他唯一比较严重的疾病是耳背。他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助听器了，借助助听器，他可以听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会议上可以掌握会议进度。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但相当刺耳。他可以发表长篇演说，而且不显得疲惫。他走路很快，十八年前摔断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
邓小平的妻子和继母在经历了三年的流放生活后，身体并未受到太大伤害。事实上，卓琳回到北京时，身体反而比离开北京前更健康。继母夏伯根也挺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邓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并且还可以干些体力活。1992年，她仍健在，是年她八十九岁。
邓小平的孩子当中，只有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获准住进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时，几乎已经完全瘫痪了。1976年他出院后，被安排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时，邓小平把房子作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自由地往来所有的房间，并可搭乘一部电梯上下楼。1980年，邓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疗，在那里他至少做了两次手术，这才使他可以再度坐直身体，可以移动手臂和脖颈，但还是无法行走。8o年代以后，为了照顾中国千百万的残疾人，邓朴方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任会长，从而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已经结婚，是一位艺术家（她本想当一名音乐家，但196o年她生了一场病，所以没法再上音乐学院附中了）。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是邓楠，也已经结婚。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毛毛）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当中，邓榕长得最像父亲。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敢于直抒己见。和邓朴方一样，她也是一名党员，但邓林不是党员。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时间最长。后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描述了在江西的生活。
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卫兵，和邓楠一样，在1967年他父母被软禁时，他也去了山西插队。1973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目睹了1975年动员学生集会反对他父亲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迫害。198o年，他被派往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研究所学习（他的指导教师和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80年代初，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国，但并没有入党。
“文化大革命”给邓小平家族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的二弟邓蜀平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其在四川的土地，之后入了党，1967年3月他被武汉的红卫兵折磨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自杀了。红卫兵批斗折磨他是因为他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有密切的关系。卓琳的哥哥，50年代他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产业被没收了，随后被强迫劳动了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逮捕入狱。
复职，使邓小平有机会重新观察中国的政治。由于重新接触官方的信息，因而他比流放前更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党、军队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犯罪与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普遍，铁路沿线车匪路霸横行。城市的失业率很高，主要是因为有大批的知青返城。在农村，很多党的干部变成了当地恶霸。50年代给许多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勤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而代之以堕落和悲观失望。
1978年3月，邓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四人帮”对四个现代化的破坏，已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80年代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尚未造成经济的大灾难。1967年到1968年这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最为活跃的年代，但就是在这几年，也没有出现“大跃进”以后那样的局面。1969年的工业产量依然比1962年高，只有钢、水泥和化肥持续减产。1975年，很多产品的产量，包括水泥和化肥，已经增长了近两倍。“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工业的投资比例相当高，尤其是重工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实际上，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或许是要发动一场清除党和国家的灾难——修正主义的运动最大悖论，在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
在农业方面，产量增长得很快。同工业一样，1968年也是农业产量最低的一年，主要是因为缺少化肥。1968年以后，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地增长，197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八干五百万吨，比1966年增加了七百万吨。问题是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农村大量的新生儿出生。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一后果所带来的影响。
党、军队和政府的情况都相当糟。党当时约有党员二千五百万人，这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在1966年后入党的。许多人都很年轻。还有许多人是造反派。他们不喜欢受到纪律的约束，也忍受不了由“革命”转到“生产”后所面临的单调生活。军队中派系林立，“肿、散、骄、奢、惰”（邓批评军队的用语）。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谴责了这些现象，并且呼吁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的“坏分子”从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清除下来，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4。在此前几个月，。他更严肃地指出，军队“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小平拿人民解放军过去的光荣历史与当时令人失望的状况相比，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低落，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政府部门的情况也不好。政府高级部门冗员充斥，许多部委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把持。许多干部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官僚作风严重。这正是二十年前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严厉谴责的现象。
从1977年夏天到1978年底，邓小平直接负责教育、科技、军事和外交工作。
邓是自己要求负责教育和科技工作的。对此，他一直很有兴趣。1961年，他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邓小平体会到，提高普通教育水平，是促进科技进步的条件，而科技进步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四人帮”认为，在教育方面，不必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同邓小平一样，“四人帮”也曾经探讨教育与科技、科技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认为，现代化会破坏他们所提倡的教育，因而是危险的。
因此，邓小平呼吁恢复和改善各级学校，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他严厉驳斥了“四人帮”的谬论，他说：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识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5。
在军队中，邓小平以军委副主席和总叁谋长的身份着手整顿他所谴责的不良现象，努力恢复军队的士气和军队的专业化训练。在这方面，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作为一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英雄，邓小平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周围有几个人在1976年4月是赞同贬黜邓的，暂且不谈政治立场，他们以为，邓指责军队纪律松弛、宗派林立、专业技术水平低，实际上是在批评他们本人。邓因此不敢肯定他们是否会与他合作，支持他对军队进行整顿、清除部队中的、“四人帮”余党。很难判断他们在最初阶段与邓合作的情况。
在对外事务中邓也很活跃。在外事工作中也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1976年，中国没有什么对外政策，有的只是尖酸的排外心理。1976年秋天，去世后，苏联主动提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遭到了断然拒绝。中国因此陷入了欣赏的对外格局，即对美苏两个超极大国都采取同样的敌对态度。这种态度除了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军事危机之外，也与邓要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雄心不相符。
1975年底邓小平下台后，中美之间的谈判就停止了。现在邓小平要重新打开大门，与美国进行谈判。由于历史的原因，邓小平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妥协退让的表示，也不能停止谴责美国不去抵抗苏联。基辛格说，和周恩来是不会允许美国人“既享用茅台又享用伏特加的”6。因此，邓小平在台湾问题和地缘政治平衡问题上都持强硬态度。当时的时机对中国很有利。华盛顿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牵制苏联，而不致于刺况下，邓小平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会议作准备。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邓小平在国外。他或许是故意缺席的。但无论如何，缺席对他很有好处。如果他出席会议，就要听取对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强烈批评，和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指责，因为他也是这一集体中的一员。他避开了这一切，等到会议需要一位领导人作出结论时，他才出现。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个不推逐、搪塞的人。他首先对这次会议所进行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表示满意，认为这是恢复了党的“民主传统”。对于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的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它们分别是：所有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在经济决策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倡民主；正确处理在“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向前看，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联系思想解放，邓小平再次提到了实事求是，提到（虽只是顺便提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7。
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为1976年4月的事件平反。其他的重要决定，则由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把第二和第三项决定总结为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是很公正的说法，因为它结束了1957年以来所制订的基本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依然保留了他以前所担任的职务。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汪东兴却被免去了中办主任的职务，并由胡耀邦担任重新恢复的中央秘书长。陈云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增选邓小平最坚强的三位支持者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在1975年和1976年指责邓小平的决议也被撤销了。随即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彭德怀、陶铸恢复了名誉；解放了彭真和薄一波。
同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形一样，这次工作会议也是在民众发起运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所不同的是发起这场运动的是年轻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而不是大中学生。他们的活动是自发的。他们要求政治改革，用的词汇来说，是右而不是左。同红卫兵一样，他们也反对党的权威。但是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个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自由，以及实现政治多元化，而不是像红卫兵一样喜欢斗争、闹事。
这一运动始于11月中旬，最初是沿西单一条街一段围墙边举行的露天集会。不久，这段墙就被称之为民主墙，从头到尾贴满了大字报，这是当时国家所允许的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这些大字报批评毛、“四人帮”和“一小撮”不愿为事件平反的高层干部，同时颂扬周恩来和邓小平。后来，人们得知华国锋及其盟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的消息，加之军队和警察没有对民主墙的活动进行干预，大字报的作者们越来越大胆了，聚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11月底，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问题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胆的人开始散发传单和报纸。三个月以后，这项运动变得更为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在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的那一段，邓小平划分了毛本人与他的思想，本人的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差异： 难道不是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 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8
邓小平这篇讲话后不久，中国当局取消了西单民主墙。
1991年8月中国最新出顺的党史书指出，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但是，1979年春的时候，邓小平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并未取得这祥的地位。
他当时之所以很快而准确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能是因为他觉察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可能会借民主运动打击他。这不是说，他在那篇讲话中所表达的不是心里话，而是说他发表这篇讲话的时机与讲话的核心内容受到了当时党内斗争的影响。
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反正1979年秋天，华国锋和“凡是”派陷入了守势，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华国锋提出的十年发展纲要在当时已被证明是空想。十年发展纲要规定，十年内石油产量要增加四倍，钢产量增加二陪。然而，当时许多油田并没有勘探出来，而要实现钢产量增加二倍，就必须进口大量炼钢设备，而当时的中国是负担不起这种进口的。由于增大投资规模，特别是对重工业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农村的压力，农村要向城市提供更多的粮食。当时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主持召开了为期三周的工作会议，决定放弃这一计划，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历史因此再度重演。“大跃进”失败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华国锋的“大跃进”失败后，接着出现的也是几乎完全相同的补救策略，而且前后两次担任挽救任务的都是陈云。
邓小平把这次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他自己则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四个现代化上。同陈云一样，邓小平也坚决认为华国锋的发展计划只能带来反效应。但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利用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通过协商和施加压力，在当年9月的中央全会和198o年3月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在政治局的四名主要支持者，包括汪东兴和吴德落选了，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他所领导的书记处几乎全是邓小平信赖的人。
1980年，邓小平集中精力解决政府部门和华国锋本人的问题，他的策略是建议党内的老同志，包括他本人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让较年轻的人来接替。华国锋对这一建议可能多少有所抵抗，但即使如此，也很快就被否决了。决定政府高层人事任免的是政治局，而华国锋此时已被孤立了。8月，他被迫辞去了总理的职务，从而失去了1976年所赢得的三项职务中的第一项。
名义上，直到1981年6月，华国锋仍一直担任着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但仅仅是名义上的。在1980年11月和12月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受到了多次批评。这些批评涉及原则。政策和公开行为等方面。最后，华国锋主动提出辞去党内职务。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胡耀邦、邓小平暂时接替华国锋的职务，直到中央委员会正式接受华的辞职为止。不知为什么，中央全会七个月以后才召开。直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才知道选定的接班人已经被罢免。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还有一小段结束曲，1982年9月以前，他一直任党的副主席。之后，他同三十七年前的王明、博古一样，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了。他从公众的眼前消逝了，报纸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名字了。
邓小平为什么会对华国锋采取这种态度呢？那小平是不是像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哈里·哈丁博士所说的是背叛了华国锋呢？9或者，邓小平这样对待华国锋是应该的？
从表面上看，不赞成邓小平这样做的人认为，邓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的信中都曾表示要全力主持华。这表明，他不会在华的领导下推行毛以前所批评的那些政策。而赞成邓小平的人则认为，在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他就已经明确表示。他无法、也不愿意接受“两个凡是”。然而，在政治上，表面的东西并不能说明一切。
哈丁还说，邓小平是个有使命感的人，10他要拯救党和国家，消除那些曾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思想。当华国锋还是一个党的县级领导干部时，他就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邓的同辈和同事大多数认为，他是党和国家需要的领导人。如果不过分挑剔的话，应该承认，同1957年斗争彭德怀以来党内所流行的斗争方式相比，
（应为1959年，此处作者有误。——译注）邓小平所采取的方式是温和的。他没有鼓励新闻媒体对华个人进行攻击，而华国锋却在1976年允许在报纸上公开批评邓小平。邓小平获得胜利后也没有要求华国锋像要求彭德怀、等人那样作自我批判。
在纠正过去的历史方面，1980年和1981年有几件主要的事情：为平反，审判“四人帮”，全面评价和思想，给“文革”定性。
在党内外，一直都不是一位特别受爱戴的领导人。虽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新四军政委，但在60年代，很多党员认为他不够资格接替任军委主席，有些人甚至怀疑他能否胜任党的主席。人们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只是表示遗憾，而不像对待其他受害者那样感到痛心。同为其他人平反相比，诸如同彭德怀、彭真的冤案相比，他的案子很敏感。为二彭平反不用去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必直接去谴责毛发动“文革”的做法。但是，的地位很高，他是被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的，因而为他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邓小平想为平反是因为他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准备面对全面评价的功与过所造成的后果，而且他也一定认识到，不为平反，自己的复出与平反就不彻底。直到1980年2月底，他才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为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对的一切指控。同年5月为举行了追悼会。被关押了十多年的的妻子王光美又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她是一位有知识、有魁力的女性，她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那将是一个丰富多采、不再充满恐惧的时代。
对“四人帮”、陈伯达以及的支持者的审训是中国在政治实践上的一个创举。斯大林曾把他的政敌送上法庭，东欧的一些领导人也曾跟着这样做过。但从来没有打算让法庭来审判“反党”、“反革命”分子。这或许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党的地位远远高于国家。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很难像对待谋杀、抢劫犯那样，为反革命分子定罪。邓小平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事实上，他要明确区分所说的“犯错误”和“四人帮”、所犯的“罪行”之间的差别。
对“四人帮”的审判是1980年11月底到1981年1月底在公安部以前的办公地举行的。事先就已经给十名罪犯定了罪，只是将最后的审判程序公开了。被告中只有试图为自己辩护，张春桥一言不发，其他八名罪犯或俯首认罪，或把过错推给同伙。主要说的是她只是按照毛的指示办事（她说“我是的狗”），现在审判她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和她一样，也参与了对的批斗，而且在“文革”期间，法律已失去了作用。她的表现引起法庭内外的阵阵骚动，许多观看电视的人不得不承认她有点精神。然而，各种文件和口头证词表明，“四人帮”的活动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本人对于了解她过去历史的人，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迫害。
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其他罪犯也都被判了很长的徒刑。陈伯达和的一些支持者在80年代被释放，不过此后就不曾在公共场合露过面。
历史决议完成得比较顺利，这个决议是由胡乔木主持的一个小组负责起草的，决议经过了多次修改。邓小平和胡乔木等人至少讨论了九次，主要是讨论作为革命领导人的功与过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决议的最后定稿文字清晰易懂，用词极为谨慎。
决议的开头首先回顾了1921年至1979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中间部分论述了的地位和思想的特征： 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干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非常明确：“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否认个人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决议》还分析了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以及、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决议》把塑造成一个悲剧人物，认为他是自己所犯错误的受害者，周恩来也是：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11
但是这一决议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党的其他领导人未能阻止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它也没有提“大跃进”以后的饥荒。但是它至少取得了同1945年党的历史决议一样的成功。它结束了党内对过去一些问题的争论，正确解释了一些问题，为党今后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依据。它没有令什么人感到不对劲，也没有什么人想要对它进行修改。
注释：
1《问题与研究》，1983年第3期，第443页。
2《剑桥史》第15卷，第372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39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75页。
5同上书，第82页。
6《剑桥史》第15卷，第430页。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153页。
8同上书，第166－172页。
9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66页。
10同上书，第58页。
1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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