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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卫部防线。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曾评价说；“忻口战争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了重大伤亡，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但就在卫立煌准备从左翼向板垣师团发动攻势的同时，从东面进攻太原的日军已突破娘子关，长驱直入，奔向太原。阎锡山在电话里向卫立煌求援说；“东面守不住啦！咱们的兵力都用上了，你看咋办?”卫告诉他；“守不住东面，一定要守住忻口与太原之间的通道，两片联系起来，棋才能活。”同时卫又考虑到，一旦敌人割断太原与忻口之间的联系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可能。于是十一月一日，他命令部队退出忻口阵地，向太原靠拢。
十一月五日深夜，阎锡山找卫立煌、傅作义研究保卫太原的防务问题。傅作义认为，卫部可到太原以南保护太原与晋南的通道。以形成犄角之势。卫立煌同意傅的意见，说：“北面与东面的日军共有五万余人，都是有作战经验的。宜生的意见是对的。”他还对阎说，由他指挥的几个晋军师可归还阎的建制。阎马上说：“不说这些了。散会，快行动。俊如，听说你在忻口经常冒险上前线，咱可赔不起你的命。”六日，卫部尚未来得及部署，日军第二十师团向南切断了太原与晋南的通路。八日，敌第五师团进攻太原。九日，太原即失守。卫立煌只好率部至介休、孝义一带筑工坚守，与敌对峙。
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旬，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军。十六日，卫总部移往霍州，准备对付敌人新的行动。
这时，侵华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集中了第一零八、第二十，第一零九，第十四，第十六师团，共约十万人，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攻下山西南部。卫立煌认为敌人的战略是速战速决，中队采用持久战，则是对日军的有效打击手段。中队应主动阻击其由北南下的师团，争取时间，让兄弟部队转入太行、吕梁。中条山脉和敌后。于是，他与阎锡山，朱总司令研究确定，将阻击点选择在临汾北面的韩信岭。二月十七日，卫立煌指挥所属部队在太行山区的韩信岭一带展开，构筑工事，采取阵地战的办法，进行了继忻口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
卫立煌在韩信岭与日军恶战至二十六日，寸土不让。日军未能从正面突破，乃以第二十师团主力向韩信岭阵地猛攻，并分兵一部向隰县前进，企图从左翼实施包抄。卫当即命令守军全线反击，展开更加猛烈的战斗。二十七日，卫立煌打电话给阎锡山，要他乘日军离开太原向韩信岭进犯之机，迅速夺回太原。阎接电后，大声高叫；“好！好！不过东面敌人挡不住咋办?”卫说：“先夺太原，放弃临汾，也是上策。”晋军开始行动后，因汉j通敌，暴露了行动企图，日军急将其第一零九师团全力回撤，反攻太原的意图未能实现。
一九三八年春节，卫立煌到洪洞十八集团军总部拜年。以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举办欢迎晚会。会上，表演了许多以团结抗日为主题的文艺节目，形式活泼感人。朱总司令向卫介绍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况，卫颇感兴趣，表示他也要办一个文艺团体，宣传抗日，作为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的第一步。他回总部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把工作做到卫立煌部队附近。有人向卫报告说：“把军队政治工作做到我们防地里，怕不合适吧?”卫说：“我们政工老爷不上前线，人家把工作送到家来，这有什么不好?”自此，卫下令长官部，开始吸收北平流亡学生和抗大、陕北公学的毕业生数十名，成立一个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团长名丁当，副团长是丁当的爱人，名叫唐郎。这个团很活跃，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同年春，卫部经运城、侯马一直绕到晋西的杨家岭。卫立煌为了要到河南陇海线上巡视，取道经延安至西安。四月中旬，卫立煌率随员郭寄峤、文朝籍等乘汽车，于十七日上午十时到达延安。延安组织相当长的队伍夹道欢迎，沿途还张贴“欢迎卫总司令到延安”，“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卫和见面，紧紧握手，毛对卫十分亲切。晚上，延安人民还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欢迎卫立煌一行。晚会由李富春主持，致欢迎词。最后卫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词。他一方面称赞：“边区人民确有良好组织，可为全国效法，”一方面表示：要和八路军团结一致，粉碎日军的进攻。延安“鲁艺”还特地准备了一台节目，表示欢迎。
卫立煌这次去延安，还由于晋东、晋北的军事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他为了今后十八集团军的防地问题，特来与领导进行协商。他希望十八集团军从山西调到黄河以西和以南，包括中条山地区。十八集团军方面认为中条山地区，是晋豫锁钥，可以抱黄河两岸之险，卫部应驻重兵于此。十八集团军驻到中条山敌后一带，有利于发挥游击战术，建立敌后根据地，起到牵制和消灭敌人的作用。卫同意了这一意见。他在延安留住三天，在这里他见到八路军的干部对待革命工作，不计报酬，不计名位，无不是意气风发，信心百倍；延安的革命人民在生产劳动上、支援前线上表现出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情景，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受到了一次革命的教育。
几天后，卫一行离延安去西安，经渑池、洛阳，从孟津渡河到古城后，再到山西垣曲。总部也就移到垣曲。在此期间，卫立煌部曾一度收复风陵渡，围攻侯马，使从阌乡至柳林两百多里，处于日军炮兵射程之内的陇海铁路线，得以昼夜畅通无阻并解除了潼关所受到的威胁，增加了郑州和大西北之间的运输量。一九三八年夏，朱德总司令路过垣曲，卫立煌率总部人员亲到城外迎接，并组织部队夹道欢迎。朱总司令来到时，卫立煌急步迎上去，两人紧紧握手，互相问好，十分亲切。晚上，朱总留住总部，两人又畅谈到深夜。常常从屋里传出两人爽朗的笑声。第二天，朱总走时，卫又亲自送到黄河渡口。
一九三九年元月，卫立煌受命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初仍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司令、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冀察战区总司令等职。他受命之初就考虑到：一、二两战区幅员辽阔，北起冀察边界，东南到淮水流域，西接陕西，东连华北大平原。在这么一个广大地区里，抗击日军，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就必须进一步和领导的八路军密切合作。两年来，他和、八路军领导人接触频繁，而且去过一次延安，并顺利地消除了中条山区国共两军的摩擦。他对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已在实际行动上表示反对。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相互支持，携手抗日，在中条山等战役中均表现出了一位抗日名将应有的民族大义与军事奇才，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高度赞扬他对华北保卫战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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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第七百零八章 (混混章 节)
第七百零八章（混混章节）
一九四一年三月，卫立煌应召到重庆述职。蒋对卫在第一战区偏与八路军的关系加以责备，并声言要撤他河南的省主席之职，卫对此不服，一气之下，告假到峨眉山休息。五月，突获前线紧急军情，中条山失陷，心中非常不安。他深知中条山形势险要，关系到黄河两岸的安全。便日夜兼程赶回洛阳，立即布置兵力作收复中条山的战斗准备。有参谋人员向他报告说：“日方炮火猛烈，攻山部队难免有过大牺牲，不易取胜。”卫乃与参谋人员和炮兵、工兵等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如何减低敌人炮火的杀伤力。结果，创造出一种可以携带的临时防御工具，掩护部队挖壕作业。卫命令攻山部队迅速仿造，携带攻击前进。这一工具在收复中条山战役中发挥了作用，不仅掩护自己而且重创敌人。以后在不断改进中被称为“活动堡垒”。中条山会战重创日军后，卫立煌率部实行了战略转移。
十月四日中午，郑州失守。卫立煌召开军、师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卫指出驻守郑州的司令官孙桐萱玩忽职守，责令他带领第三军团，负责将郑州收复。孙桐萱统率全兵团三个师，拼死向郑州猛扑。卫立煌也亲临前线督战。经一昼夜厮杀，日军败退到中牟，郑州失而复得。卫进驻郑州市陇海花园，视察市区遭日军破坏后的凄凉景象，并部署防守任务后，乘专车回洛阳。他在洛阳西车站，受到洛阳数万市民的热烈欢迎。人们呼喊着“热烈欢迎卫长官凯旋归来”的口号，高唱“卫长官，指挥好”的歌曲：中条山高又高，卫长官指挥好，飞机轰不动，大炮打不倒。活动堡垒威力大，我们守得牢又牢，打得鬼子无处逃，无处逃!
一九三九年九月，重庆国民政府发布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就任不多时，突接他的妹妹淑如自成都来电，传来了他的夫人朱韵珩在成都病逝的噩耗。他含着悲痛，飞赴成都，安慰了宋太夫人，并嘱咐妹婿沈树森将女儿道蕴、儿子道然送洛阳来，他原机飞返洛阳。在卫主政河南时期，他和领导人八路军高级指挥员之间，往来更加密切。八路军在洛阳设有办事处。每当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以及、薄一波、萧克、左权等人来到洛阳时，卫立煌都是亲自迎接，设宴款待，并招待看戏。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利相争，以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的任期内，连年受到控告。军统、中统特务系统早就以卫立煌“袒护，怀有异心”为辞，告到蒋介石那里。特务头子戴笠还飞到洛阳来搜集卫和人往来之间的所谓“材料”，又逮捕了一些进步的无辜的青年。汤恩伯、蒋鼎文对着河南省主席这一“美缺”馋涎欲滴，一再告状。蒋介石于一九四一年夏，革去了卫立煌陆军上将衔。同年岁末，蒋介石又用明升暗降的手法，免去了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本兼各职，调任西安西北行营办公厅主任。任命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为副司令长官，兼河南的省主席，总揽第一战区军政大权。
一九四二年春，卫立煌离开洛阳去西安就任西安西北行营办公厅主任时，当他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时。曾受到洛阳各界群众十余万人，焚香夹道相送，情况至为热烈为这位因战功显赫而遭削去兵权的抗日虎将饯行，这种事情只有在前清的一位道台离任的时候才发生过！卫立煌本人，也有留恋不舍之情。当他的车子开出洛阳西车站后，他又命令司机，将坐车折转到原住处的东花园兜了一个大圈子才离开。卫立煌对他调任西北行营主任一事，明知是蒋介石使的一套手法。他虽想撒手不干，但蒋令难抗，就不得不去西安就职，以避免事态僵化。卫离洛阳去西安后，他的亲属、故旧和高级幕僚，纷纷迁往成都居住。这是卫立煌事先选定好的退居地点。卫立煌在西安任职仅一个月，便到成都赋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意见，成立远征军，由史迪威担任总司令。一九四四年夏，史迪威成功地训练了新一军、新六军，又反攻缅北获胜，取得了经验，便向蒋介石提出在昆明分两期训练国民党六十个师的建议。蒋介石考虑到由美国人训练，由美国人提供武器装备，部队全部换成美式装备，当然求之不得，立马批准了史迪威的建议。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云南建立了以陈诚为首的远征军司令部，第一期从江西、湖北、四川等地抽调十二个军三十一个师，在云南集中训练。史迪威通过美国国防部，调来一批教官。陈诚忙了一阵，筹建工作完成后又另有重任，便由卫立煌接替了远征军司令官一职。
日军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将陆军大将寺内寿一委派为日军滇缅战区的总司令，来和卫立煌相匹敌。
一九四四年春，卫偕秘书长戴允荪，由成都飞重庆，面见蒋介石后，开始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之职。四月，率戴允荪、蒋炎、彭子芳、巫咏翘、梅约翰等人乘专机赴昆明，设办事处于昆明昆华中学。卫在昆明停留期间，和龙云、美军顾问团人员、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以及云南各界人士，举行会谈多次。然后乘车前往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楚雄。在楚雄，又召开了有副司令长官黄琪翔、参谋长萧毅肃、秘书长戴允荪、兵站总监司可庄，参谋处长季鼎生、军需处长彭子芳、高参叶粹武及集团军司令黄杰、霍揆彰等高级将领和幕僚参加的军事会议，布置渡江战役。为了便于指挥，在会上决定，将司令长官部迁至距怒江东岸仅九十余华里的保山城东郊马王屯。
一九四四年四月，卫立煌亲赴前线察看，并寻觅适当的渡江点。又多次召开将领会议，制订作战方案，正当士气旺盛，各方面布置就绪，准备渡江出击之际，突然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日军由广西渡过金城江，侵占了贵州省独山。贵阳吃紧，重庆震动；”同时又传出：“汪伪政府派出代表，潜入昆明，怂恿龙云及其部属叛国投敌。”跟着，卫立煌即接到蒋介石的加急电，命卫回师禄丰、楚雄一带，监视龙云，严防龙部异动。并抽调部队，驰援贵阳。对此卫反复沉思，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大敌是隔江相对的日军，如果放弃江防，把大军撤到昆明附近，日军便可随时强渡怒江，摄远征军之后，昆明也就危如累卵，旦夕难保。那就恰恰中了敌人内外夹攻之计。至于龙云是否叛国，其部属有无异动，尚在两可之间，就目前局势而言，只好将“加急电”搁过一边，暂不置理了。于是卫立煌一方面抽派部队，空运贵阳增援，一方面继续为渡江战役加紧部署，按原计划进行。
一九四四年五月，渡江战役序幕揭开。卫立煌首先将号称“活动要塞”的炮兵第十团调入阵地。第十团炮兵阵地布置在日军炮兵射程之外。任务是摧毁敌方防线，掩护大军渡江。又在惠通山一带，设立前线指挥部。他亲临前线指挥五个军。怒江西岸，有日军数万之众，盘踞在崇山峻岭之中。江上原有一座通向东西两岸的重要桥梁名惠通桥。一九四二年为日军炸毁。卫深知，要打通滇缅公路，收复被日军占据的腾冲、龙陵、芒市、畹町等战备要地，首先必须渡过怒江，消灭高黎贡山区固守之敌。因此，卫经过周密的计划，于五月中旬，兵分数路，从惠通桥上游和三江口等处，在炮兵的掩护下，相继强渡怒江，获得成功。
九月间，远征军又一举攻下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腾冲。
日军另一重要据点松山，位于惠通桥西对岸。敌人用国民党滇缅路失守时，遗弃下来的钢板、圆铜、汽油筒、汽车轮胎、树干和泥土，构筑不少的要塞碉堡，工事极为坚固，易守难攻。远征军虽以大军和重型火力，围攻两个多月，伤亡较大，仍无法攻克。于是—面以工兵山炮、榴弹炮配合空军，轮番轰击；一面以工兵从惠通桥下挖坑道，掘径前进，直到敌阵地前沿，短兵相接，发挥火焰喷射器的威力，再从坑道下面用炸药炸毁敌堡，从而攻克松山。当时除在残埠内俘获敌人一些重伤员和二十四名营妓外，余敌全部被歼。
从强渡怒江到夺取松山，共歼日军达两个师团，远征军声威大振，士气更加高昂。继之，又乘胜前进，很快收复了龙陵、芒市、遮放直到畹町。一九四五年初，日军败退到缅甸境内的九谷、八莫、南坎、腊戍带，意图固守。他们仍欲利用这—地带来阻止我滇缅公路与雷多公路的连接，但是追兵如风卷残云之势随之来到，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当远征军与盟军在芒市、与畹町之间会师后，在遮放地区隆重举行庆功大会。会议由卫立煌亲自主持并讲了话，参加大会有各集团军总司令，美军魏德迈和军、师长等以及部队共约十多万人。正当大会进行时，敌军突然向会场周围发射几十发炮弹。会场顿形混乱，但卫立煌非常镇静、指挥军民卧下避弹。炮击停止后，继续开会，士气分外激昂。会毕，远征军继续西进。在远征军由东向西，中美混合团由北向南的交叉夹击下，日军退守腊戍、曼德勒以南，至此。远征军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交通的使命。美援物资，得以源源流入中国。蒋介石趁机用美国的新式武器，装备了他的新军，为以后发动内战做准备。
中印公路畅通后，卫立煌回到保山马王屯长官部稍事休息，即偕秘书长戴允荪，飞赴重庆述职。下机后，驱车至嘉陵新村郭寄峤家下榻，等候蒋介石接见。卫、郭见面时，郭屏退左右，向卫立煌和戴允荪说：“这次见老头子，依我看来，不但受不到嘉奖，还免不了受到申饬。前几天，我和老头子共进早餐。谈到滇缅战役，老头子愤怒异常，稀饭从口中喷出说：‘卫俊如不听指挥，不顾大局，擅自渡过怒江作战。如果龙云异动，贵阳失守，重庆不保，局面将不可收拾。’长官这次见蒋，实要多加小心；据我所知，何应钦、陈诚，也都和蒋有同样看法。”卫立煌愤慨地说：“事实证明，我的主张是对的，打通滇缅路，我是有功的。”次日，卫立煌见蒋时，果然受到蒋的训斥。虽多方解说，终未能改变蒋的看法而且越说越陷于僵局。蒋介石遂下令撤销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改为滇西警备司令部，任命黄琪翔为警备司令。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作为何应钦总司令的助手。
卫立煌回到保山后，一方面拒不撤销长官部；一方面命秘书长戴允荪飞重庆、昆明向何应钦、吴忠信等游说，希望能担任一个战区司令长官，好去前线拼杀。如此僵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但蒋介石使用明升暗降夺去卫立煌军权的做法，丝毫也不改变。
一九四五年五月，卫立煌在昆明就任陆军副总司令。六月卫将军与韩权华女士在昆明金碧路锡安圣教堂，举行结婚典礼。何应钦为主婚人，龙云为证婚人。
卫立煌在打通滇缅公路的战役中，扬名中外，还结识了一些美军顾问团的高级将领。有些美军将领，认为卫立煌在无能的蒋军中算得是一员出色的干将。经他们的宣扬和活动，一九四六年冬，美方向卫立煌发出到美国和欧洲作军事考察的邀请。这时蒋介石正考虑到：卫立煌仍有可以利用之处，不宜对他过于冷淡，因此就势批准了这一邀请。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卫立煌将军偕夫人韩权华，带两名秘书到美国考察军事。他在美国，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热烈欢迎，也受到留美侨胞的欢迎和款待。
一九四七年七月，卫立煌由纽约乘飞机赴巴黎，开始欧洲考察。十月间，卫奉蒋介石电召，和韩权华一道，回到南京，住上海路五号私人寓所。不久，写出《考察欧美军事报告》一文。
一九四七年八月初，蒋介石派陈诚秘密赴沈阳，接替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十月，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十万多人。一九四八年元月六日一夜之间，陈诚的新五军，遭到解放军的奇袭，消灭殆尽。陈诚只得自认指挥无方。蒋介石便召卫立煌面谈，要卫去东北挽回大局。
一月十七日，蒋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为了顾全陈诚的面子，名义上仍让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由卫代行职权。二月十二日，又令卫兼代主任。卫立煌不得已，只好于二十一日飞抵沈阳。此时东北“剿匪”总部，形成瘫痪状态。军事形势，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继续进行下，十分紧张。卫立煌决定在军事上采取持重方针。他的策略是：把部队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不论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也不论守城部队如何告急，即使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围，也一概不为所动。蒋介石对卫立煌连日来不肯出兵，坐守沈阳的策略，十分不满。严令卫立煌只留少数兵力守沈阳，把主力部队向南开，打通沈锦路，严守锦州。卫立煌不接受蒋的命令，因此，蒋卫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三月九日，解放军解放永吉和电都小丰满。十三日解放四平街。解放军冬季攻势，至此告一段落，先后共歼蒋军十五万余人。东北蒋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的军民补给全靠飞机运输。卫立煌的计划是，加紧补充训练，长期固守沈阳。但是，蒋介石始终不忘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的念头。以沈阳、长春交通断绝，空运补给无法维持为理由，一再要卫将主力撤到锦州，只留少数守沈阳。卫立煌坚决反对。五月初，蒋又令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卫未完成整训计划，当然不同意。派赵家骧、廖耀湘代表他赴京，面蒋请示机宜。蒋听完汇报后，对卫立煌意见不予理睬，便下令决定：只留五十三军和二零七师(都是原东北军)守沈阳，其他各兵种混合在一起，编为一个机动兵团，并指定归廖耀湘统率。廖觉得机动兵团可以扩充个人势力，立即表示接受。卫立煌感到，自己已被蒋置于无权过问的地位，仍坚决反对，不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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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第七百零九章 (混混章 节)
第七百零九章（混混章节）
八月二十日卫立煌奔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这个时候，蒋介石决定将“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改为“剿总锦州指挥所”，由范汉杰以“剿总”副总司令的名义，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之职。借此，又削去了卫立煌一部份的权力。搞得东北将领各怀鬼胎，谁也无法统一指挥，都落得躲在一旁，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首先从北宁路榆锦段发动攻势，要截断榆锦线，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打得蒋介石顾此失彼，晕头转向。二十四日，锦州外围的义城垂危。范汉杰在锦州连续几封电报向蒋介石乞求援助，此时，蒋介石无计可施，于是急召卫立煌去南京开会，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救援锦州，但是，此时卫立煌依旧拒绝接受这一命令。没办法，最后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亲自督战，执行他的命令。非达到让卫立煌从沈阳出兵救援锦州的目的不可。
卫立煌与顾祝同同机飞回沈阳，立即召开军事会议。顾祝同一再强调，打通沈－－锦走廊，大局尚有可为。卫立煌仍不同意抽调沈阳守军去援救锦州。他还说：“解放军最善于对援军打阻击战，援锦部队不能直走沈锦线，应从营口转葫芦岛。”这时，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于十月八日亲自飞到沈阳，召开东北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卫立煌，兵团司令廖耀湘，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军长潘裕昆、龙天武、李陶以及各军、师长等数十人，布置抽调沈阳主力，直出辽西，指定廖耀湘担任前线总指挥，要廖耀湘部打通沈锦走廊妄图解救锦州之围。
但是，廖耀湘部开出沈阳，不过数日，黑山、大虎山战役中，五个军共十二个师被我解放军在路上截成数块，一个师起义，许多高级将领自顾逃命，廖耀湘在黑山附近被民兵所俘，士兵纷纷放下武器，整个兵团倾刻土崩瓦解，被消灭殆尽。出现这个情况，卫立煌急电报告南京，蒋介石于十月二十七日回电，电文仅有“镇静”二字。继又来电称：“人在沈阳在，要与剿总大楼共存亡。”当卫立煌接到蒋介石电后，十分气愤，意识到，在此兵临城下之际，蒋介石已决定将他置之死地而不问。他一面催促韩权华迅速离开沈阳，一面电复蒋介石，表示“要与沈阳共存亡”。
此时，卫立煌在无可奈何中，为了安定军心，在解放军即将进攻市区时，依然留在这座危城之中，默然地端坐于总司令部，直到十月三十日，蒋介石才派飞机把他接走。三十一日沈阳解放。十一月儿日，东北全境解放。蒋介石于二十六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明知这是蒋介石不愿承担自己在指挥上的错误而要寻找替罪羊的做法。他在北平韩权华的一位亲戚家闭门不出住了二十多天后，决定不去台湾，远走香港，经联系，向陈纳德航空队租下一架飞机，飞上海加油后转广州、去香港。十二月中旬，卫立煌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女，以及罗道善、柴春生等一行，同机由北平飞往上海。不意，在上海江湾机场转机时，由于警觉性不够高，形踪暴露，致生掣肘，经辗转，停留数小时后又原机飞往广州，但是，特务已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电令广州保安司令黄镇球在广州将卫监视，不数日又将卫立煌、韩权华，押回南京，软禁于上海路五号卫立煌的原住处，四周密布宪警和特务，对卫严密监视。
淮海战役，蒋军一败涂地。李宗白崇禧迫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妄图借和谈作掩护，取得喘息时间，保持其半壁河山。李宗仁一上台就宣布要释放政治犯。一向关心卫立煌的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乘此机会向李宗仁进言说：卫立煌不同于一般政治犯。但局势到了目前这般地步，还把一个大将软禁着，这又怎能使那些在押的政治犯，会相信我们能够真正做到释放他们呢?李宗仁心想：前几天解放区电台宣布战犯名单，卫立煌的名字，赫然列在第十三位，那些把卫立煌定为“通敌”罪，还要对卫立煌进行审判的人，又怎样能自圆其说呢?想到这，便接受了吴忠信的意见。当晚，邀请卫立煌作一夕长谈。第二天是一九四九年二月里的农历除夕，李宗仁下令将监视在卫家左右的宪警全都撤去，恢复了卫立煌的自由。卫立煌和韩权华计议，还是避居海外以防再受蒋的威逼为妥。次日，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和韩权华同乘私人汽车去上海。他的亲信随员们乘火车，约定在上海相会。数日后，买到了去香港的船票。卫立煌上船时，换了一身衣裤、剃去了胡子，戴上一副墨镜，贴上两片头疼膏药，打扮成商人模样。船快到台湾基隆港口时，听人说：要停靠一小时以上，卫立煌在思想上有顾虑，担心有国民党特务来查船，怕露出马脚。于是，卫立煌从头等舱走出来躲到船头上去。可是，却又平安无事。
到香港后，卫立煌住在彭罗湾国泰酒店。他料定蒋介石是知道他住在香港的。为了安全起见，在国泰酒店住了三四月后，就搬到金龙台九号，全家住在—幢楼的三层上。柴春生等仍住国泰酒店。后来又迁到较偏僻的元郎乡下。十月，大陆上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喜讯，卫立煌不胜喜悦。于十月三日即亲笔拟就致并朱总司令、周总理的贺电。掬诚祝贺新中国建国大典。电文仍由原来和他联系的地下工作同志经手发往北京，电文是：：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致贺忱!煌十月江电
卫立煌到港不久获悉曾任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由昆明秘密来港拟去北平参加筹备建国的新政协会议，便去其临时落脚处看望。适逢杨杰外出，就留下字条谓隔日再来拜访。谁知第二天早上，杨杰在寓所被特务暗杀的消息便见诸报端。他为这位老朋友死于“黎明前的黑暗”深感悲恸。卫立煌自己也时时处在危险中，卫立煌曾几次挪屋，从国泰搬到金龙台九号，全家包下三楼，又迁往元朗乡下，以避台湾耳目。卫立煌原先的两位参谋长道经香港，他曾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迷途知返。殊料一个去台湾后先当大陈岛警备司令后做“国防部长”，另一个杳如黄鹤渐无声息。他的一位曾做过“总统府”秘书长的老乡自台湾来，卫立煌干脆来个让你“寻不见”，他怕他来做说客。台湾方面不时派来特务，或在报上刊文，或找到卫立煌的部属，动员卫立煌及时去台湾“归队”。但卫立煌决不会再踏上那条船了。
对大陆方面的热情呼唤，卫立煌既感动又犹豫，下不了决心，便以“脚痛，行动不便，暂时不能成行”为由拖延(他也确有腿疾)，他也曾向“民革”前来做工作的同志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但是，卫立煌一家和好几十位先后来港投奔的部属的生活开销，渐渐成了问题，必须搞经营“创收”。先是由卫立煌拿出本钱，柴春生出面注册了胜斯酒店颐和园酒家，经营中仅盈余若干。此时原国民党战略顾问、二级上将熊式辉也在港做寓公，与卫立煌常有相见。熊式辉的一个同乡开了一个小银行，他游说卫立煌参与合股。卫立煌便把掌握的现金悉数注入该行。谁知熊式辉的那个老乡是个骗子，银行开了两月多关门大吉，人也找不到了，卫立煌手中的银行存折也跟着变成废纸，熊向晖随之转往曼谷经营纺织业。无奈，卫立煌举家从元朗乡下搬到老朋友、原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军长余程万在市区的家中，以省下房租，时在一九五三年底。雪上加霜，卫立煌加速了回大陆的准备工作。消除疑虑，归途取道澳门对返回祖国大陆，
卫立煌最大的疑虑是，自己是公布的四十三名“战犯”之一，和人民政府真能既往不咎吗？恰在此时，一九五四年，中国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年底，当周恩来获悉卫立煌在香港对“战犯”问题尚存疑虑时，便嘱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韩权华侄女韩德庄执笔告卫：“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卫立煌一看就知道是抗战之初在太原有过竟夜长谈的周恩来叫他回去，仿佛“空口无凭，有信为证”，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韩权华也收到和邓颖超相识的六姐的来信)。一九五五年初，他主动找到驻香港有关部门，请安排行止，表示愿随时返回祖国大陆。三月十四日，卫立煌和几位随从从香港九龙密抵澳门。次日凌晨，一条经过改装的不起眼的小船悄悄升锚，过濠江，向一水之隔的祖国大陆驶去。绕道澳门确保安全的归来之路，据说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卫立煌一生中最风光、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一是抗战后期他指挥中国远征军收复失地迭见战功，受到盟军的高度赞赏，照片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另一恐怕就是一九五五年他再次令世界瞩目的“归来”。三月十五日天刚放亮，卫立煌夫妇从拱北码头踏上祖国大陆。稍事休息后，卫立煌一行经中山、顺德，于下午四时到广州。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李明和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饶彰风在宾馆迎候。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随后会见了他。卫立煌向新闻界散发《告台湾胞泽朋友书》。这一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均在第一版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卫立煌返回人民祖国》的消息，香港社会盛传几天的卫立煌已“离奇失踪”自然有了新的“说法”。
根据的意见，卫立煌选择了“沿途看看情况”的安排。他们于三月二十六日到杭州，三十一日到上海。四月四日，卫立煌夫妇在无锡接到江苏省委转来的周恩来的电报，总理将于七日启程出席亚非会议，请他们速来北京。六日上午九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等亲往车站迎接。新中国给予卫立煌极大的信任和荣誉，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又接替龙云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日报》一九六零年一月十八日一版报道：卫立煌“患伤寒经医治无效，于一月十七日零时四十分在北京逝世。卫立煌是安徽省合肥市人，终年六十四岁。”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时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歼敌数万，如果不是刘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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