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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谁流下潇湘去
湘西的凤凰城古色古香，恍如梦境。
沱江穿城而过，清莹澄澈。虹桥的倒影随波荡漾，变幻多姿。吊脚楼下，苗家少女赤足临江，洗菜淘米，清脆的笑声随风飘扬，宛若从《边城》里走出来的翠翠，沁人心脾。
烟雨中，江上薄雾缭绕，大山景物朦胧，好一派远离尘嚣的桃源仙境。
然而，当九岁的沈从文一觉醒来时，宁静被打破了。
几个叔叔全部消失，父亲脸色惨白地坐在太师椅上，两眼无神。
“爸爸，爸爸，你到底杀过仗了没？”
“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覆没，死了几千人！”
造反已然失败，杀戮刚刚开始。
我在道台衙门口的平地上看见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辕门上也挂满了。（《从文自传》）
清军将城内布置妥当后就下乡抓人，集中起来赶到河滩上乱刀砍死。每天杀一百个，持续了个把月才收手。
天寒地冻，也不担心尸首腐烂，陈列在河边正好“以儆效尤”。
鲜血淋漓的画面刺激着沈从文幼小的心灵。当他成年后来到北京，向亲戚解释为何背井离乡时，道：“六年中我眼看身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的印象，什么也学不到。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的肉体，我腐烂你的灵魂。”
湖南的光复血雨腥风，概括起来就是：革命的杀了反革命，反革命杀了不革命但被当成了革命的，革命的杀了被当成反革命的不革命的……
归根溯源，要从巡防营统领（湖南武装警察最高长官）黄忠浩讲起。
黄统领带兵有方，人称其军“忠字旗”，唤其人为“小曾国藩”。
深受张之洞赏识的他官至湖南提督，退休后办起了实业，在士绅的拥护下做得风生水起，成为矿界领袖。
人望日隆的黄忠浩修治洞庭，资助教育，保路运动兴起时还率众反对铁路国有化，可见思想非常进步。
如果不是一念之差，死后定能和同乡黄兴一样变成铜像。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履新不久的湖南巡抚余诚格极为恐慌。
湖南是革命老区，出产了唐才常、陈天华和宋教仁等一批清政府的克星。况且，长沙刚刚爆发了抢米风潮，人心思乱，一点即燃。火药桶上的余巡抚只好返聘黄忠浩，让他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巡防营，至于新军，早已毫无悬念地被同盟会渗透，不抱希望。
黄忠浩刚换上军装，就见到了老相识——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
与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的谭延闿处世圆滑，被誉为“药中甘草”。谭延闿对黄忠浩大谈由巨家世族（咨议局）和军政长官（黄忠浩）联合的所谓“文明革命”，劝其“宣布革命，自任都督”。
黄忠浩略有心动，派亲信去汉口打探消息。回报说清军已大举南下，民军却无新的战果。
于是态度逆转，摆出一副要当中兴名臣的样子，准备佑我大清。
谭延闿只好退而求其次，也不管什么“文明革命”了，派人同革命党接头。
同盟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焦达峰和新军排长陈作新浮出水面。
出身地主家庭的焦达峰是自费留日的。加入同盟会后不久，便因不满孙文只经营华南而无视长江上游的战略，同孙武成立了外围组织共进会，回国分驻两湖，策动起义。
咨议局代表跟革命党约好在福寿茶楼见面。当天，代表恭候多时，方见“有穿天青团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者，焦达峰也。次陈作新来，又次陆续而来四十余人，长袍短套，不伦不类”。
焦达峰的“小弟”成分比较复杂，有新军士兵，也有黑帮成员，被咨议局的代表鄙视很正常。
关键是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咨议局较保守，主张光复后推黄忠浩为湖南都督，稳定人心；陈作新和新军士兵则坚持要杀黄忠浩。
最后不欢而散。
举事当日，由于事机不密，听到风声的余诚格预为布置，一时间哨岗林立，便衣四起，还有谣言说巡抚衙门已架起大炮，准备把城外的新军营房轰平。
按照教科书的论调，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又动摇了。一个叫吴作霖的咨议局议员担心真打起来殃及池鱼，急得通宵失眠，大清早跑到单位求见谭延闿，要他出面主持大局。
结果门卫都没起床，哪有人来办公？
吴作霖越想越生气：都什么时候了，你大爷的还睡得着觉？
最后竟在咨议局门口骂起街来：
我是革命党，一向不怕死。我姓吴名作霖，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手下已有两千多人，分驻满城客栈。除各有小刀外，还能制造炸弹，只要人备火柴一盒，即能将长沙烧成平地！你们这帮议员，号称人民代表，现已死到眉毛尖上，还不到局办公，要你们作甚！
门卫被吵醒，不知所措；路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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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围观，都以为是个疯子。吴作霖骂了个唇焦舌敝，无人理睬，悻悻地回家去了。
骂街加剧了谣言的传播，票号发生挤兑，巡防营全体出动。
焦达峰一夜之间活明白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在每人只有两颗子弹的情况下，领导新军一鼓作气冲进城。
居然就光复了。
余诚格摇身一变成了余则成，换了衣服，逃到湘江上的日本军舰里。黄忠浩则没那么好的运气，刚跨上马预备跑路，一个巡防营士兵故意高喊：“我们统领来了！”
新军士兵顺着话音方向一拥而上，将黄忠浩刺于马下，绑到天心阁的城楼上斩首示众。
一路上，有人拳打脚踢，有人用刀乱刺。这些同黄忠浩素不相识的士兵，是出于公仇还是私怨，抑或只是狂欢？已不得而知。
本是后山人，偶做前堂客
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为湖南军政府的正副都督，而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
文告贴上街，长沙市民惊诧莫名——没人知道这个二十五岁的都督从哪儿冒出来的。关于焦达峰和黑帮大佬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很快就口耳相传了。
更要命的是，一身江湖习气的焦达峰毫无管理经验。
一个青年跑来要官，他问对方会做什么，答以“会写字”，便道：“你去当书记吧！”
青年走出去，见桌上放着一大捆白带子，便随手拿了一条，写上“三等书记官”，往身上一挂，招摇过市。
不过他很快发现其他人的带子上都写着“一等书记官”，不禁后悔自己胆子太小。
由于连长满街走，营长多如狗，杂货铺的指挥刀顿时卖到脱销……
谭延闿则对民政部长的任命嗤之以鼻：自己出身翰林，深孚众望，凭什么受一帮“丘八”领导？
他以“模仿英国立宪精神，防止专制独裁之弊”为由，将咨议局改组为议会，规定都督的命令必经本院议决盖戳后，方可发交各部执行。
焦达峰自然不满，在一帮同盟会会员的鼓噪下，起了杀心。
岂料谭延闿速度更快，趁焦达峰派两协军队支援武汉，长沙空虚之机，勾结新军管带梅馨发动政变。
当天，都督府接报，说北门外的和丰火柴公司发生群体性事件，请求弹压。
陈作新单骑前往视察，刚走到文昌阁便被埋伏于此的叛军乱刀砍死。
素喜诗文酬唱的陈作新生前曾赋有一诗：
平生何事最关情，只此区区色与名。若就两端分缓急，肯将铜像易倾城。
可惜，最后还是死于名而非色。
焦达峰听到陈作新的死讯，不顾同志劝谏，坐等叛兵上门，结果被乱枪射死于照壁之下，鲜血溅到一旁的石狮子身上，触目惊心。
当晚，有人瞧见身穿蓝布长衫的谭延闿面如死灰地被人用藤椅从后门抬进都督府，在梅馨等人的“劝进”下，欲迎还拒地就任都督。
对内，谭都督把梅馨擢为协统；对外，则诬陷焦达峰乃黑帮头子，冒充党人来夺权。
三天后，同盟会会员用行动扇了谎言一记耳光，在常德给焦达峰、陈作新开追悼会。讵料刚献完花圈，就被谭延闿派来的官兵抓获。
悉数被砍后，原址立刻举行了另一场追悼会。而这次，灵堂上悬挂的是黄忠浩的遗像。
杀人循环，至此结束。距湖南光复，还不到十五天。
革命的进程中，一组难以调和的矛盾存在于自由和平等之间。由于自由无法像平等那样给予革命者物质的奖励（打土豪、分田地），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便成为一个危险的趋势——甚至可能为了平等，选择同专制结盟，牺牲自由。
因此，东欧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中写道：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某个集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集权制度的支持者。
而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托克维尔认为自由之所以没能被坚持到底，盖因“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只是出于对主子的痛恨”。故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后，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
最后得出一条结论：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过渡时代的袁世凯，身处最原始的角斗场（群雄割据），面临最深沉的灾难（内忧外患），却要模仿出最现代化的政治结构（民主共和）。
何其艰巨。
亡清的理想业已实现，站在云端的感觉却唯有空虚与孤寂。
他终于明白，清亡，并不是最终的答案，因为阳光仍未洒向大地。
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而在学海中游了一圈后，袁世凯悲哀地发现，问题更复杂了。
许多人认为民主政治的实施需要一些起码的社会条件，比如教育的普及、国民收入的增长。而这一切，辛亥之后的中国基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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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袁世凯认同梁启超的“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深信病灶绝不在此。
民主的基础是自由，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该靠理性生活，而不是戾气与武力。
没有建立起外部的秩序和共识，滥用自由便会成为常态，官民互不负责，都在扩大个人权利的边界，争各自的“自由”。
比如，当公开招标这一政府采购形式出现前，商人只需搞定部门一把手，拿单的胜算便在九成以上。
但当招标产生后，你不弄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名单逐一拜访，都不敢去竞标。
腐败的成本增加了，腐败的面积也扩大了，“立法愈峻，索贿愈频”成了一道永远绕不出去的怪圈。
而当人们的耐心消磨殆尽时，便会寻求彻底解决之道，直至革命再次降临。
对袁世凯来说，两难的选择在于：不终结各自为政的乱局，制度建设便无法落实，民主共和就难以兑现；而欲使从上到下令行禁止、运作有序，震住贪官、军阀和潜滋暗长的利益集团，又必须加强中央集权，授人以“独裁”的话柄。
困惑中，他想起了大哥徐世昌。
我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
有些日子没见徐世昌了，听说他和一帮前清遗老跑去青岛当起了寓公。
传闻说他食君之禄不忘君恩，故拒绝当民国的官。
纯属扯淡。
袁世凯太了解徐世昌了，他带着翰林出身之人的鲜明特征——好名。因此，绝不会公然弃清投袁，给舆论留下口实，至少要走一走“不仕二朝”的过场，迂回一下。
但当袁世凯派人去请时，却只收到徐世昌的一张字条，上书：杀君马者道旁儿。
意即一匹好马跑得很快，路边的看客不停地鼓掌，马不停地加速，结果在不知不觉中累死了。
徐世昌借此提醒袁世凯：中外拥戴只是表象，民国大总统根本就是步死棋。
在转型的千沟万壑中，在这盘前无古人的新棋里，即使再高强的棋手，也只能像日本棋史上的赤星因彻那样下到吐血而亡。
形势比人强。如果非要卷入神也改变不了的形势，那么身败名裂的悲剧完全可以逆料。
徐世昌的看法是，自从西方价值观传入中国，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便浮出水面：小我与大我。
自由主义者追求小我的权利保障，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国家存在的前提；而另一方的观点则是“没有大我，何来小我”，个体的存在有赖于群体的稳定。
前者要启蒙，后者要救亡。
即便在和平年代，二者的斗争也如火如荼，遑论那个真的有境外势力的时代。
徐世昌料想民主政治再过一百年都未必能实现，十年内就更不用奢望。勉强仿行，君权下移，其结果只能是官员分了民主的好处，文人过了民主的嘴瘾，平民仍受专制的剥削。
久而久之，民国给国民的观感反倒不如大清。
1918年，思想家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观察了民国七年后，失望到连六十大寿都懒得过，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梁济在前清官职卑末（民政部主事），算不上遗老。他本人思想开明，并不敌视共和。之所以要跳湖，确实是对现实绝望了。
在《伏卵集》中，梁济记载了诸多令人心灰意冷的见闻。比如每逢召开国会，各党工作人员就会到前门火车站树起招牌，拉扯刚下车的议员去本党招待所，“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
议员们前呼后拥，先住甲党的招待所，得到红包后承诺投该党的票；又住乙党的招待所，再得一份红包并答应投该党的票。直到拿完所有好处，最后却投了自己的票……
七十年后，生命的尽头，梁漱溟依然记得父亲死前留给自己的那个沉重的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时任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梁漱溟没察觉出任何异样：“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能好就好啊！”
说完便离开了家。
康有为替张勋起草的复辟通电虽说反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乱象，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溯自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纪纲颓坠，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视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已压抑良善为自治，以推折耆旧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
最后得出结论：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
佐证还有李宗仁的回忆。他说自己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觉朝野上下朝气蓬勃。可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却朝气全失，唯见满目漆黑，一片混乱。
其实，之所以酿出这么一个上下争利的蛮荒世界，盖因错把自私当自由，混淆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知前者有权利观念也有责任意识，而后者则只追求利益与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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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官民都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各逞其能地扩大自己权利的边界，无视他人的权益，严复方才将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告诉国人找到自由的界限比自由本身更重要。
徐世昌的悲观并非无源之水。
早在两千年前，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分析过为何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现象。即法令越颁越多，罪案却不减反增；打击犯罪的力度越大，挑战法律的手段也就越高明。
董仲舒认为这是由于风气彻底败坏，人心极度糜烂，欲从根子上解决，必须“正人心”。
问题是人心已经正了两千年，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变化。“杨朱之学”（利己主义）还欣喜地找到了自由主义的面具，戴着登堂入室。
比政府腐败更严重的是社会的溃败。当共识破裂，所有人都对国家的前途不抱希望时，腐败便成了见怪不惊的常态。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的软弱使民众难以抵抗腐败的诱惑，从而不愿为共和做牺牲，反倒容易被权力所网罗，为一点小恩小惠就去当专制的帮凶。
平心而论，辛亥革命的胜利确实来得有些突然，根深蒂固的积习和俯拾皆是的腐败导致共和制度的设计难以开花，不易结果。
在舆论“中华民国已变成中华官国”的讥讽声中，杨度主动求见。
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数百人的专制。县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们在国内行动，不过是从一个专制区到另一个专制区，而权利保障什么的，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山西的煤，江西的米，中央一概无法调动，还谈什么建设农村、发展教育？
杨度提醒袁世凯注意，作为民主摇篮的古希腊，雅典的法庭民主到连法官都没有。遇有案件，根据大小，从六千个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平时抽签选取）里调五名以上的陪审员审理。
一切都是随机的，能有效预防贿赂，确保公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貌似合理的制度，把不容于世的科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正确解释了月食现象）、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等最优秀的人才赶出雅典，还以“不敬神”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雅典民主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陶片放逐法”。它规定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召开公民大会投票决定。
投票者只要在碎陶片上刻下政治家的名字，无需任何罪行，得票超过六千，此人即遭放逐十年。
一次，指挥过马拉松战役，为抗击波斯入侵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阿里斯泰德被公民大会宣布放逐。投票前，一个文盲把陶片递给正好坐在旁边的阿里斯泰德，请他代刻“阿里斯泰德”。
阿里觉得很奇怪：“你都不认识他，为何赞成放逐？”
文盲的逻辑是：“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干脆放逐算了。”
最终幻想
杨度向袁世凯挑明：抽刀断水的唯一办法是实行开明专制。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在梁启超笔下，民初的议会幼稚到让人心碎：法定人数之缺，日所有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销此半日之光阴，相率鸟兽散而已。
袁世凯面临的问题更具体。“一省六都督（陕西），百日三都督（江西）”的民元乱局刚结束，各省又肆无忌惮地截留税收，断了中央的财源，使得北京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何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强烈的个人意志不允许袁世凯后退半步。他一向坚信政治家和文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敢于自污，甘愿为政治理想放弃原则、隐忍求全。
于是，他一边感慨“我这个大总统当的还不如一个总督”，一边打定主意：与其扛着民主的大纛（dào，旗帜）实则官主，不如亲自操刀，制定实实在在的规则，确保国家机器运作稳定。
从管家到当家，从顶层亡清到顶层设计，深感事非经过不知难的袁世凯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抬望眼，振作精神，目光投向潼关以西那片还挂着龙旗的大清遗民乐土。
镜头闪回到四个月前。
陕西的光复跟武昌一样，都是新军一觉醒来顿悟了，匆忙成事。
先是西安将军文瑞在听说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当即要求护理陕西巡抚（平级代理称“署理”，由低一级的布政使暂代则称“护理”）钱能训抓捕新军中的革命党。
钱能训担心急则生变，计划先将新军打散了往边区调，再按图索骥，各个击破。被同盟会陕西分会渗透得最理想的第二标瞬间站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
不起义，迟早也是死；起义，有枪无弹。
一帮革命士兵找到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一营管带张凤翙——这是军中能找到的最高级别的革命党了。
张凤翙正在营房睡觉，突然稀里哗啦涌进一群人，说要拥戴他当首领搞暴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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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时候？”
“奏是今个儿！”
“能行！”
话说当天的确是个造反的好日子。钱能训和军方高层皆在咨议局开会，驻守军装局（保管弹药）的一个连也因周末的缘故，大部分人都跑去逛街了。
革命军以“到灞桥洗马”为名冲到军装局，一声怒吼，几百个赤手空拳的士兵分分钟便占领了此地。
张凤翙就地成立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处。
巡防营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便溃不成军，钱能训自杀未遂，被革命军礼送出境。
只剩下满城了。
满清入关后在各省省会修筑了满城，驻扎八旗军，以防汉人造反。
此刻，满城尽带黄金甲。
血战一日，革命军通过一段倒塌未补的城墙艰难杀入，引爆火药库，造成极大伤亡。
文瑞指挥旗兵巷战，留下三千具尸体，仍负隅顽抗。
革命军怒不可遏，挨家挨户地屠城，砍死两万多旗人妇孺，震惊宇内。
文瑞投井自杀，剩下的千余旗兵想反攻军装局，悉数被灭。
演完同舟共济的上集，当然少不了同室操戈的下集。
军政府的大会上，个个都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吵了半天，竟搞出粮饷、军令和兵马等六个都督。当然，张凤翙是“大都督”。
众人欢天喜地，完全没意识到放走了一个祸根。
两年前因反对立宪而被载沣革去陕甘总督一职的升允听到西安出事，连夜渡河，逃往甘肃。
升允这个人很有特点。慈禧七十大寿时，奕劻曾命各省献金祝寿。大家都慷慨解囊，只有他不掏钱，还上奏请求停止这劳民伤财的摊派。
跑到兰州后，升允被陕甘总督长庚奏请起复为陕西巡抚，同提督张行志分南北两路率军东征。
甘肃风气之闭塞，冠绝各省。
在清末国会大请愿的浪潮中，根本看不到甘肃代表的影子。其咨议局正副议长都是翰林出身，却对立宪不感兴趣，倒是武昌事变后热衷于“迎銮”，一面通电反对共和，一面联络北京，欲替皇帝打出一条偏安之路。
革命根基如此之差，对升允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西顾，放心大胆地跟陕军拼杀起来。
一直杀到清帝逊位，长庚挂印而去，甘肃布政使领衔致电袁世凯“承认共和”，仍无收手的迹象。
除夕之夜，醴泉的陕军寻思着甘肃都易帜且宣布停战了，大为放松，喜迎新年。不料正烹羊宰牛、吃酒赌钱，升允的甘军便从城角攀援而上，组团前来拜年。
连南路的张行志都收到消息停火了，占领醴泉的升允还在那厉兵秣马，把远在北京的宗社党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个叫雷恒炎的陕军参谋估摸着升允可能没收到停战消息。作为醴泉人，他觉得有必要前去通知一下。
革命同志置酒送行，并发炮三响，为雷恒炎壮胆。
结果，次日到了甘军营中，刚准备开读黎元洪的来电，就听升允下令：“斩！”
雷恒炎恍然大悟：哪里是消息不通，根本就是秘不宣布，还想打！
他一边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边大喊：“南北议和，天下一家。陕甘两省，本为兄弟，为何还要厮杀？！”
话没说完，嘴已被堵上。接着是割耳、削鼻、挖心三部曲，最后弃尸于枯井之中。
恶斗持续到元宵节，张行志都回家团年去了，甘军上下也知道宣统已然退位，且袁世凯的援陕部队正在路上。
升允愈发孤立。
陕西军政府派了两个理学名儒过来劝他休战，升允环顾四周，只见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
他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唾骂袁世凯，道：“我已无君可事，唯有一死以报圣恩。”
清廷最后一个疆臣“陕西巡抚”升允撤回甘肃，仍念念不忘迎驾西北，重建朝廷。他致电袁世凯，要求取代张凤翙任陕西都督，以便将来安置两宫。
果断遭拒。
升允只好带着家眷逃亡西宁，辗转经西伯利亚流亡日本，长期从事复辟活动，死后被溥仪赐谥“文忠”。
中华民国终于在形式上完成统一。
然而，新的号角才刚刚吹响。
府院之争
即使内阁制将大总统的权力关进了笼子，孙文还是不信任袁世凯。
之所以把镁光灯让给袁，一来是形势所迫，二来无非想利用其威望降服人心，稳定过渡。
因此，孙文坚持内阁总理的人选必须出自同盟会。
袁世凯则提名唐绍仪，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退半步，让唐先加入同盟会再就任总理。
其次是敏感的陆军总长一职。南方推黄兴，北方推段祺瑞。
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段祺瑞胜出，黄兴任陆军参谋总长，留守南京。同时，南方派的王芝祥（广西副都督）北上当直隶都督。
1912年的愚人节，孙文正式辞职。三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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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唐绍仪内阁出炉：外交总长：陆徵祥；
内务总长：赵秉钧；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财政总长：熊希龄；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蔡元培；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
交通总长：施肇基。
虽说南方占了五席，北方只占三席（另有一共和党与一无党派），但分量却不可同日而语（内务部、陆军部和海军部）。
即便如此，袁世凯这个国家元首还是当得很窝囊。因为，一向温文尔雅的唐绍仪突然爆发了。
像被施了蛊惑大法一般，唐绍仪不顾二十多年的交情，事事站在同盟会的立场跟袁世凯对着干，驳其手谕更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他每次到总统府，袁的侍卫都会小声嘀咕说唐总理今天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
原本忠诚的老部下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袁世凯开始怀疑同盟会是不是邪教组织，苦劝唐绍仪回头是岸，退党保平安。谁知唐绍仪毅然决然地表示：宁可辞职，断不能牺牲党籍。
又一次争吵结束后，袁世凯失望道：“我老了，少川你来当总统吧！”
唐少川默然不语，镜片上闪过一阵寒光——总理既操大权，挺住意味着一切。
窝了一肚子火的袁世凯迅速着手拆台。
在其遥控下，赵秉钧长期不参加内阁会议，每逢开会都人间蒸发。陆徵祥则把精力投入到派人疏通外交部大院里的下水道这类琐事上，具体的外交工作都扔给蔡廷干，让他直接向袁世凯汇报。
眼看就要玩儿不转，黄兴要钱的电报又摆到了唐绍仪的案头。
南京留守，听起来挺慈悲，给同盟会一块自留地。
其实就是收拾烂摊子。
一场革命下来，南京附近啸聚了三十万官兵，个个以功臣自居，天天跑官要钱，成为长江以南的安全隐患。
关键是襁褓之中的民国养不起这帮人。无法安置便只能遣散，于是涉及到转业费的问题。
黄留守估算了一下，发现要想彻底甩掉包袱，至少需二百五十万两白银。
孙大炮从来都是朝别人要钱，指不上，只能给北京打电报。
问题是中央也没钱，只好借外债。六国银行团（英法德美日俄）答应贷笔巨款，帮中国一次性解决捉襟见肘的局面，但条件非常苛刻，甚至要求监督中国财政。
唐绍仪一怒之下不借了。可袁世凯不能坐视政府破产，不然正遂了同盟会的心愿。他指示财长熊希龄继续跟六国银行团磋商。
同盟会见唐绍仪被踢出局，不明就里，纷纷通电指责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强烈反对借款，并连带着把熊希龄也口诛笔伐了一番。
洋人一看动静闹这么大，也不想蹚浑水了，陆续撤离。
袁世凯气得想跳楼，当即以牙还牙。
王芝祥北上出任直隶都督是南北双方早就达成的协议，虽说监视的意味很明显，但为了换取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袁世凯也同意了。
此刻则悍然毁约，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改王芝祥为宣抚使，给了一大笔钱，令其南下协助黄兴裁军。
当初唐绍仪拍着胸脯向同盟会保证落实此事，而现在王芝祥拿着没有总理署名的委任状赴南京上任，赤裸裸地破坏了副署制，只留下颜面扫地威信全无的自己，还有什么干头？
他跑到天津躲起来，轰走了袁世凯的说客，坚决要求辞职。
唐内阁不出三个月便寿终正寝，宋教仁功不可没。
袁总统说：“你发布任命，我不盖印。”唐总理说：“你盖印，我不签字。”
苦心孤诣的设计制造了避无可避的对立，中道崩殂自然在意料之中。
紧随其后，同盟会的阁员也联袂辞职，以示与总理共进退。
宋教仁泡在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启动了一项政治实验。
唐绍仪为什么失败？因为摊上了混合内阁。三个北洋老人，一个无党派人士（陆徵祥），外加一个共和党（党员多为清末立宪派）的熊希龄，把持了军事、外交和财政，一切唯袁世凯是从，不输才叫没天理。
正式国会选举在即，临时政府为期不久。宋教仁意识到，必须尽快将同盟会改组为现代政党，再推行“政党内阁”。即参议院里占多数席位的党派选出内阁总理，再由总理指定内阁成员，从而上下一心，不被总统分化瓦解，真正实现权在内阁。
如此一来，政治斗争下沉到了各党对参议院席位的竞争，简称党争。而这，正是宋教仁所擅长的。
袁世凯听说后，睡不着觉了。
不搞混合内阁，自己就无法纵横捭阖，总统彻底变成虚位。
因此，他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封公告：
余不注意党派，专注重人才。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