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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祸，连命都丢了。
赵尔丰一再被激，终于举起了屠刀。
一声令下，枪声大作，当场击毙三十多人。马队也得令出击，冲散人群。左突右撞中，踩踏致死者又有十多人。
四川巡防营统领（四川武装警察最高长官）田征葵杀红了眼，竟灭绝人性地下命士兵开炮轰击。眼见炮弹上膛，瞄准人群，成都知府于宗潼号啕大哭，扑到炮口跟前，以肉身阻挡，方才避免更大规模的杀戮。
五十多名死者，最大的73岁，最小的不过15岁，职业多为工匠、裁缝和店铺学徒，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无一公知，无一绅商。
死路
血案过后，赵尔丰立刻发布戒严令，封锁城门与邮电，切断成都同外界的联系。
同时，电奏朝廷，诬称川人图谋独立，幸亏自己弹压及时，才弥乱于始萌。
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人经过密议，连夜赶制出数百块木牌，上书“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涂以桐油，投入锦江。
顺着纵横交错的河网，木牌四散开来，形成一张辐射全川的“水电报”。
各县同盟会及其发展的“袍哥”接到警讯，立刻组成同志军，源源不断地开往成都，攻打清军。
袍哥虽说是黑帮，但纪律严明，决不拉稀摆带，有违反军令者，必须当众自裁。自杀前还要在大腿上捅三刀，黑话叫“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同志军不需要扰民，甚至不用自带粮草。每到一处，自有当地的饭馆酒店招待，老板还会主动把钱放到各个军官的房间。
心虚的赵尔丰发布了替自己辩解的白话告谕：争路是极正当的事，并不犯罪，何至要拿办？此次所拿，是因为他们这几个人想犯上作乱，故意借争路的名目，煽惑全省的人。煽惑既多，竟至抗粮抗捐，明目张胆，反对朝廷……
所拿首要，非为争路，系为悖逆朝廷，本督堂奉密旨办理，我们百姓要听明白，切勿误会。此次非但不株连我们百姓，且不妨碍我们争路。就是从前误入该会（保路同志会）的，只要能立刻改过自新，也便不追问。
仅仅两日之间，形势的剧变就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川民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起义军瞬间激增到几十万之众。
在这个公平从未实现，正义自古难见的国度，冷漠与麻木才是国民的常态。而能让革命热情如此高涨，则基本意味着大势已去。
通过其他渠道，清廷了解到成都血案另有隐情，而原本催逼赵尔丰强硬的端方又突然改旗易帜，参他鲁莽行事、戮民欺君，气得赵尔丰仰天长叹道：“平生未受人弄，乃为端四（端方）所弄！”
对赵尔丰失去耐心的朝廷直接电令成都将军玉昆，要求彻查乱由。同时，真心意识到必须派一个深孚民望之人去四川收拾烂摊子了。
载沣首先想到的，是在丁未政潮中被庆袁搞下台的岑春煊。
以“官屠”查“民屠”，确实令人期待。可岑春煊刚出来讲了几句“一定为民做主”的场面话，四川就传来吴玉章率同盟会打下荣县、宣布独立的消息，于是停在武昌不走了，打探观望。
被撤去川督之职、重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胆寒万分。他必须“护印”到继任者的到来，但荣县的示范效应已经推动广安等地的独立，自己坐守空城，性命堪忧。
载沣比他更急，见岑春煊不好用，又把希望寄托在端方身上，任命其为署理川督，从湖北新军第八镇中带两标人马入川平乱。
端方不顾袁世凯的警告，同弟弟端锦率三十、三十一标乘“楚同”号沿江而上，抵达重庆。
剩下的路只能步行，但各府县都在闹独立，连成都附近的龙泉驿都起义了，端方一行，步步惊心。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端方发现士兵看他的眼神明显变了。
想想也是，如果在湖北好好待着，这会儿都成“首义功臣”了。结果来了个端方，投胎似的赶着要去成都，还拉上弟兄们送命，将来革命要是胜利了，大伙全成反革命。
端方理解大家的心情，一路上竭尽赤诚，同士兵们称兄道弟，努力打成一片。
当有人抱怨脚痛不能行军时，他给对方雇轿子；每遇士兵患病，端锦必亲入营中，熬汤伺药。
行至资州，不敢再走，颇有悔意的端方一度想辞职不干，却耐不住朝廷一再电谕，只好自吞苦果，继续死撑。
赵尔丰的日子更不好过。武昌枪响刚一周，四川保路同志会就发表了声讨他的檄文：炮毙恳恩之民，并碎先皇神位。以臣轰君，非叛逆而何？
搂民之财，奸民之女，更焚毁民房，不下百千万户，全蜀寒心，人人切齿。我朝历二百余年，凡全国督抚，间有不臣不子者，至赵逆而已极！
“赵逆”成了朝廷的弃子。诛赵以息川省之潮在中央达成共识，大理院提请把赵尔丰解京审讯。
然而，形势变化之快，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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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措手不及。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各省纷纷独立。
舆论的矛头又对准“激成川变”的盛宣怀。在资政院杀盛以谢天下的呼声中，该“误国首恶”终于被罢，永不叙用，在四国使馆的保护下出逃日本。
民心离散。危殆中，清廷颁布《十九信条》死里求生，承诺皇族不入内阁，皇权不逾宪法。
历史的剧变眼花缭乱，赵尔丰也只有自求多福。他亲自入狱放人，并在督府大设酒宴，款待蒲殿俊等人。
席间，赵尔丰摊出一堆电报公文，诉说连月来犯下的种种反人类罪都是盛宣怀和端方撺掇朝廷逼自己干的，非其本心。
蒲殿俊见他所言非虚，也担心暴力革命演变成杀富济贫的打砸抢，便组织人手宣发《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乞求大家刀枪入库，解甲归田，不要再给动荡的中国添乱了。
问题是独立风潮已在各省拉开序幕，而自古就有“天下已定蜀未定”的说法，川民岂肯善罢甘休？
赵尔丰丢掉幻想，一面将巡防营调驻城内，一面把几百万库银收集起来，打定主意：兵钱在手，扛过乱世。
深谙进退之道的他同蒲殿俊、罗纶等立宪派签署了《四川独立条约》，将行政权交给蒲，军权交给心腹——新军第十七镇镇统朱庆澜。做完这一切，赵尔丰如释重负道：“我以前对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对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坏了，只盼你们赶快替我补救。”
11月27日，大典隆重举行。赵尔丰将四川总督的大印毕恭毕敬地交给蒲殿俊，“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
一时间，锦官城内遍树白旗，上书一个大大的“汉”字，迎风飘舞。乍看之下，似乎刚刚完成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奢侈的人牲
资州。
武汉和成都皆已变天，端方带着一支进退失据的军队，如坐针毡。
小恩小惠已不起作用，但凡智商正常的，都开始设想自己的处境：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要跟革命党干仗，腹背受敌。
起义成了唯一的出路。
加之军中革命代表的煽动，拿端方的人头当投名状在官兵中间基本达成共识。
哗变一触即发，端方和端锦愁坐屋中，相对而泣。
不久，士兵涌至，持枪怒目，叱令二人出门。
两人被挟持到资州城内的天上宫，坐于条凳之上。端方心存侥幸，对士兵道：“我本姓陶，是汉人。现在想改回原姓，可以吗？”
端方所言，源于一条流传颇广的秘闻，说他母亲原是湖广总督陶澍的婢女，因跟主人私通，被陶妻赶了出来，后流落到托忒克家，嫁给端父，生下了端方。
为了保命，把丑闻都搬出来了，可惜经不起推敲。
陶澍死于1839年，端方1861年才出生，时间根本对不上。
其实，即使对得上也已经晚了。
一个士兵喊道：“端方不要巧言！武昌起义，天下汉儿，必当响应。今日不杀你，我辈就是附逆之人！”
端方：“一路入川，我待兄弟们不薄，能否刀下留情？”
一下级军官道：“这是大人待我们的私恩，今日之事，是为报国仇！”
言毕，一士兵趋前挥刀。两颗人头，应声而落。
成都。
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正副都督蒲殿俊和朱庆澜，一个书生，一个武夫，皆是短视之人，相互争权夺利，完全无法控制四川的乱局。
起义军和朱庆澜麾下新军里的兵痞个个以“革命功臣”自居，持枪拥械，花天酒地，为争夺妓女、抢占地盘大打出手，成为地方公害。
为了显得有所作为，蒲、朱二人突发奇想，准备搞一场大规模的阅兵，凝聚军心。罗纶力谏不可，认为局势很乱，人心各异，阅兵只会适得其反。
蒲殿俊不听，同朱庆澜在东校场演武厅阅兵。
训话后，他提出要给士兵发一个月的“恩饷”，登时引起骚乱——之前明明许诺发三个月的。
吵闹间，有人趁乱鸣枪，校场内顿时子弹横飞。蒲殿俊和朱庆澜仓皇逃走，士兵们一涌而出，四处劫掠。商店民宅，损失惨重，天府之国再次陷入血雨腥风。
一些商民终于想起赵尔丰，求其出面稳定局面。
赵尔丰稍事犹豫，还是以“前任四川总督”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告示，令乱兵速到衙门受抚。
谁知却引火烧身，立刻有人怀疑赵尔丰就是兵变的幕后主使。
赵尔丰怒了：“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于先？”意即我要破坏你们，早就破坏了。
然而，硬邦邦的辩解无助于浇灭对他的猜忌之火，反倒引来更多的矛头。
兵变最终由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军事部长尹昌衡平息，他也因此得到了四川都督一职。为增加政治筹码，一向瞧不起同盟会的尹昌衡火线入党，稳住了各方势力。
兵变得有个说法，新政权也亟须立威，尹昌衡决定用赵尔丰这只死老虎祭旗，替自己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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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根基。
然而，巡防营还在赵尔丰手上，兵精粮足，来硬的不行，只能捅软刀子。
于是，尹昌衡连夜拜访赵尔丰，与他倾诉衷情，大谈乱世相互保全之道。
须鬓皆白的赵尔丰久病卧床，心力交瘁，轻信了尹昌衡的示好，写手令将巡防营三千人马交予尹指挥。
心下狂喜的尹昌衡立刻回去部署，命手下管带（营长）陶泽锟率人活捉了赵尔丰。
12月22日，明远楼。公审大会。
五花大绑的赵尔丰看见两面三刀的尹昌衡，破口大骂。
尹昌衡微笑着望了望楼下黑压压的普罗大众，高声道：“大家说说，该怎么处理这个赵屠户啊？”
三声齐吼，响彻云霄：“杀！杀！杀！”
陶泽锟手起刀落，砍下了赵尔丰的人头。
在那个庸官多如狗、贪官满街走的时代，为天朝陪葬的居然是一文一武、体制内两个最优秀的人才，不得不令人感慨：血债还需血来偿……
应声而倒
1911年6月7日，保路运动方兴未艾之时。
东边的田野里，火红的朝阳喷薄而出，一会儿就升上了树梢。透过浓密的柳条，阳光散射出一根根金色的光柱。柳叶上的露水被照得蒸腾起来，化作轻盈的晓雾，从林子里飘拂而出，如同一片洁白的轻纱。
洹上村迎来了新的一天。
袁世凯的人生，也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当日，一个因皇族内阁而对清廷失望透顶的立宪派领袖，肩负着千万人的重托，专程造访彰德，就中国的前途，求教于一个下野在家却身系国运的强人。
张謇和袁世凯的会晤引人遐想，也是两人相识二十八年来未曾有过的长谈。其间，张謇一再劝他出山，袁世凯答以“若有朝一日复出，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
从傍晚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三点，犹嫌不足。袁世凯恳请他留宿一晚，明日继续，张謇则以赶着进京为辞，执意告别。
通往北京的火车上，张謇兴奋地对助手道：“慰庭毕竟不错，远在碌碌诸公之上，不枉老夫此行！”
养寿园，晓色微茫。
连月来，请袁世凯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这种吁请不仅来自体制内，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两年多的时间，光《大公报》上关于袁世凯的报道就有一百多条。人们非但没有遗忘这个正当盛年、远见卓识的改革旗手，反而在愈演愈烈的乱局中深刻地认识到四个字：非袁莫属。
于是，举凡说得上话的头面人物，无不积极进言。为袁世凯规划的职务，则从内阁协理大臣（副总理）、资政院院长到直隶总督、四川总督等。
对此，袁世凯只想说：我不是曾国藩。
他才不会去当救火队长，对保荐一概回以“不复作出山之想”。
只有张謇的到访，引起了他极大的热情，因为这标志着一场政治联盟的订立：张謇为立宪派物色到满意的政治领袖，袁世凯则找到了拥有庞大社会实力的坚强后盾。
四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主持南北议和，委派唐绍仪赴上海谈判。临行前他嘱咐道，到沪后必须先见张謇，并转告其“世凯一切尊重他的意见行事”。
直到此时，后知后觉的人们才看懂洹上之会的意义。
北京。
在海军部上班的严复从学部、币制局的兼差中一次性领取了一千两白银的薪水。同时，其长子和次子分别是位居二、三品的朝廷命官，一家子都混成了羡煞旁人的既得利益阶层。
严复的宅子是个三进的南向庭院，有七间房和一个马厩。他养着青黑两匹大马，并有一辆皮篷车。
这样的好日子，严复曾经想都不敢想。即使留学英国，会通中西，但因没有科举功名，他挤破了脑袋也钻不进严丝合缝的体制。
怨怒交加的严复逢人便发表反动言论，以至于李鸿章想用他，都“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改写严复命运的，是那一本本启蒙了几代国人的皇皇译著：《原富》（亚当·斯密）、《法意》（孟德斯鸠）、《群学肆言》（斯宾塞）……
1909年，享誉海内外的严复终于被清廷特赐“进士出身”，他当即重印名片，郑重地添上了“进士”这一闪耀着万丈光芒的标签。
在清廷阳寿将尽之时，严复奉旨为天朝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巩金瓯，承天帱（chóu），民物欣凫（fú）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hào），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佶屈聱牙的歌词和假大空的内容显然不利于传唱，但能得到上谕“声词壮美”的肯定，严复还是兴奋了几天几夜。
他已经不是那个用《天演论》开悟国民的严幾道了。参加南北议和时，几乎所有代表都已剪辫，他却坚持留着辫子，以示对大清的忠诚。
难道人的立场，终究会随着年龄和位置的改变而改变？若果真如此，一切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