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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病人
1910年的平安夜，一列火车徐徐驶入哈尔滨车站。
31岁的伍连德（1879—1960）手持贝克显微镜，在寒风中踏下月台。他的身份是“东三省防疫总医官”。
两个月前，边境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在下榻的旅店暴亡。同住的客人亦染病身亡，症状都是发烧咳血，来势迅猛，死后遍体发紫。
很快，死神亲吻了一个又一个城市。两周后，哈尔滨发现疫情。
作为铁路枢纽，哈尔滨商业发达，文化繁荣，每半个月就引进一部外国电影，还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
以铁路为界，哈尔滨分成“道里”和“道外”两个区。与道里生活优越的俄国人、日本人相对应的是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的中国人聚集区。这里房屋低矮，污浊肮脏，简直就是病毒的温床。
瘟疫爆发后似火燎原，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死亡报告传到北京。恐慌的情绪弥漫至奉天（辽宁），甚至引发了挤兑风潮。
更麻烦的是，日俄以清政府防疫不力为由，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奏电中忧心忡忡道：“疫势甚烈，外人关注。办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
有鉴于此，当时清廷负责处理东北疫情的，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务部。
事关主权，外务部的态度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瘟疫，不遗外人口实。
当然，前提是用对人。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伍连德是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华人。1907年，已经享誉马来半岛的伍医生收到一封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信，信纸下方赫然印着“直隶总督袁世凯”。
然而，当伍连德安排好家人，辗转来到北京时，得知袁世凯已被开缺回籍。
幸得留英时认识的海军官员程璧光的推荐，伍连德的任命经军机大臣铁良的确认，依旧生效。
两年后，外务部右丞（排在侍郎、左丞之后，非常务副部长）施肇基的一封电报彻底改写了伍连德的人生轨迹。
当年，施肇基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路过马来半岛，与伍连德有一面之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他听说袁世凯打算聘请专家改革军医学堂时，便大力推荐了伍连德。
哈尔滨。
道台于驷兴接待了伍连德一行，告诉他们傅家甸已成重灾区，一些病患家属害怕被检疫人员拉去隔离，趁夜将患者尸体抛到大街上。有的还没断气，活活冻死在雪地里。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无知。傅家甸的行政长官是一个拥有举人头衔满口吴地官话的知县。他既不懂英语，也不通俄文，和之前奉天派来的西医完全无法沟通。就这样还喜欢摆架子，让伍连德在县衙客厅等了半个多小时才予接见。
为了摸清病源，伍连德解剖了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的尸体。
迫于风俗的压力，解剖是在暗中进行的。
显微镜下，他清楚地看到一种椭圆形的病菌——如报纸上所传，正是鼠疫。
伍连德立即向外务部汇报，并提出三条防疫措施：一、控制交通，防止疫情蔓延；
二、隔离傅家甸；
三、向关内征聘医生。
然而，他无法回答的疑问是：不久前日本派来调查病因的医生，一到傅家甸就雇人捉老鼠，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鼠疫杆菌。
对此，伍连德大胆假设，指出这是一种无需动物媒介，而靠呼吸间的飞沫传染的“肺鼠疫”。
同时，他有的放矢地设计了一种在两层纱布间放置吸水药棉的口罩。由于成本低廉，制作简便，医务人员沿用至今，并称之为“伍氏口罩”。
可惜，当时是没人相信他那套“飞沫理论”的。伍连德走访了几家医院，发现传染病房既不设隔离区，医务人员也缺乏基本的防护措施。说到底，还是没意识到这是场人际传播。
直到法国医生梅尼斯染疫暴毙，形势才得到扭转。
梅尼斯来华多年，在其主持下，三年前唐山爆发的一次死亡800人的鼠疫得到控制，他也因此声名远扬。
梅尼斯响应号召，支援东北，却在路过奉天拜访东三省总督锡良时“要官”，说伍连德经验不足，应该让位于自己。
锡良拒绝了他的要求。
梅尼斯带着情绪来到哈尔滨，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去铁路医院诊断了四名患者。
结果，仅过三天便发病，在医院又挣扎了三天后去世。
梅尼斯之死震惊了哈尔滨，口罩一销而空，伍连德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终于可以调动所有资源，给医生、警察乃至地方官下命，成为这场攻坚战的总司令。
在伍连德的部署下，傅家甸被划为四个区，专人专责。每天，各区派出四十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疫；居民出行必须佩戴臂章，跨区活动要特别申请。
针对病人家属和疑似患者，伍连德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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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路公司借来一百二十节车厢用以隔离。医生每日诊察，连续七天体温正常方准回家。一些贫民见在此三餐无忧，还有火炉取暖，竟乐不思归。
一个月后，整套系统步入正轨，但直觉告诉伍连德，问题可能被掩盖了起来。
虽不清楚肺鼠疫在严冬的地下能活多久（后证实是三个月），但那一口口棺材还是让伍连德觉得像冰柜一样保鲜。
不敢掉以轻心的他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北郊一个人迹罕至的大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两人惊呆了……
资政院
改革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
1910年秋，千呼万唤的资政院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在京举行了开幕大典。
早上七点，资政院议长溥伦率一众秘书官恭候于会场。两个小时后，军机大臣、各部尚书陆续抵达。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班重臣集体卸去了朝珠而身着常服，恭迎摄政王御驾。
载沣到场后，接受群臣三跪九叩的大礼，又让军机大臣宣读了谕旨，便匆匆离去。
一百零一名钦选议员（由皇帝任命）同九十八名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的擂台正式打响。
第一场：国学大师的发难。
法部提出新刑律的草案，其中有一条“无夫奸不为罪”，即“没有丈夫的妇女，发生性行为不算犯罪”。
女人怎么处理自己的身体，是个人的自由。但那年头绝大多数妇女还在缠足，波伏娃虽已出生，却远在法国——这条有鼓励婚前性行为之嫌的法案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可想而知。
拿到资政院讨论时，一帮守旧的钦选议员登时有伦理纲常溃于一旦的危机感，不惜拼死力争。
民选议员也不是五四青年，非要毕其功于一役，推翻吃人的礼教。而是另辟蹊径，从同世界法律接轨，以废除治外法权、杜绝洋人干涉我国司法的角度切入，晓之以理。
议场中，双方各逞词锋，舌战不休。
忽然，钦选议员中跳出两个大儒：劳乃宣和喻长霖。
二人走到某民选议员跟前，长揖为礼，态度甚恭。
该议员急忙起身答礼，喻长霖却蓦地抓住其衣领，厉声道：“老兄，兄弟有一事不明，还望赐教。”
事出突然，议员愕然引避，以至衣领都被扯破。
喻长霖不管不顾，泰若自如道：“老兄是赞成‘无夫奸不为罪’的，假如老兄有一令妹或爱女尚未出阁（嫁人），而有人竟至贵府与其如此如此，照‘不为罪’之说，大概也只能对此人听之任之，不加干涉了。不知尊意究竟若何，还请明白指教。”
一旁的劳乃宣也随声附和，说“必须请教”。
议员大窘，被两位以硕学通儒的资格钦点进资政院的老古董弄得下不来台。
第二场：旁听席上的狞笑。
选举特任股股员时，其中三票是用蒙古文书写的，秘书官不识。传问翻译，也不认识。
一个议员建议去问蒙古王公，在场旁听的军机大臣那桐突然发话：“这不是议员该管的事。”
又云旁听席上有理藩部的翻译，何不问之？
秘书官依言而行，谁知理藩部的翻译还是不识。结果，有才子之称、为清华大学题写过“清华园”门匾的那桐居然当场失态，拍手大笑。一帮笑点很低的蒙古议员也跟着鼓掌傻笑，会场秩序顿时大乱。
不过，民选议员也经常发起反击，在号称“三杰”的雷奋、易宗夔和罗杰的带领下，同钦选议员锱铢必争，“隐然若两党对峙”，力图将资政院办成行使国会功能、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最高立法机关。
于是，同最高权力机关军机处爆发了激烈的高端对决。
导火索稀松平常。广西省咨议局向资政院提交了一份针对广西巡警学堂的议案，很快得到议决。
岂料朝廷竟命资政院将决议奏交民政部审核——原本平行的两个部门形式上成了上下级。
溥伦谕旨还没读完，举院便已哗然。
怨谤集于军机处。愤懑的弹章雪片般飞入紫禁城，却无一例外地被载沣给淹了。
结果引发了更为猛烈的质问，要求“说明资政院性质及地位”的奏折层峦叠嶂地摆到了摄政王的案头。
载沣也怒了，故意对着干，高调表彰军机大臣，搞得钦选议员都觉得自己是后妈生的，不受待见。
诸如“君上结怨于天下”之类的反动口号此起彼伏，状元出身的民选议员刘春霖甚至直指载沣“于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面对汹涌的民意，御史欧家廉在奏稿中感慨：昔日之乱在匪，而今日之乱在学生、在军队、在议员。
当然，斗争要讲策略。民选议员的战术有三套：恐、拉、逼。
“恐”就是以撂挑子相威胁，闹着要回家卖红薯。理由很充分：既然资政院所议“事事皆空”，还不如早点解散。
而且连退路都想好了：“我们回去也可以办学堂、办实业，对国家还是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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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噎得溥伦无话可说。
“拉”就是拉拢团结一切有生力量。如罗杰在要求溥伦通知军机大臣来资政院接受质询时，就阐明此举不仅体现了对民权和法律的尊重，也有益于议长的声誉。
“逼”就是耍流氓。如表决“剪辫易服”的提案时，民选议员顽固地坚持记名投票，不给钦选议员滥竽充数的机会，结果连庄亲王载功（载勋之弟）等满族亲贵也顺应大势投了赞同票。
虽然美国杂志《展望》称资政院为“最直言不讳地主张改革的机关”，但在革命党看来，仍是涂脂抹粉的工具。
那也比同盟会屡战屡败，内斗不休强。
孙文在海外策动的国内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梁启超称其为“远距离革命家”。
唯一值得一书的镇南关起义还经不起历史学家的考证，一深究发现镇南关根本没有驻兵，革命党爬上去满炮台插旗，个个背着一身旗，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唱戏。
几天后，清军发现了这场京剧堂会，觉得实在太过分了。广西巡抚张鸣岐立派龙济光和陆荣廷调兵炮轰，对方却毫无动静。爬上去一看，革命党早溜了。
而所谓的孙文空降镇南关，亲手向清兵发炮，则更属子虚乌有。
昭昭世人心
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压力，礼送孙文出境，并暗中给了他两万元革命经费。
结果，孙文只给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留下两千元，剩下的悉数带走。《民报》主编章太炎正因经费紧张等米下锅，闻讯震怒，大骂孙文侵吞公款，掀起一阵倒孙狂潮后宣布脱离同盟会。
虽说章太炎平生以扮演精神病人为荣，在日本填户口调查表时职业一栏写“圣人”，年龄一栏写“万寿无疆”，并给三个女儿起名“章（lǐ）”“章叕（zhuó）”“章（zhǎn）”，成心往大龄剩女的方向培养，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头脑还是清醒的。
之所以被唤作“章疯子”，皆因爱憎比较分明。
他在报上登征婚启事，声称“死了可以改嫁，活着也可离婚”；慈禧去世时，他拍手叫好道：“一介遗妾，只知吸食黎民膏血，戕害国家元气，别无能耐。”
他同孙文结怨，源于孙大炮曾多次向日本政客承诺愿以东三省土地换取日本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支持。
又对内田良平许愿：“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日本。”
还对小川平吉许愿：“我辈革命如能成功，以满洲之地，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
为了挽救孙文的声誉，回击章太炎的质疑，素有牺牲情结的汪精卫不顾好友胡汉民的劝阻，决定以身饲虎。
他带领同盟会会员黄复生和炸弹专家喻培伦潜回北京，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每天不是窝在暗房里制作炸药就是沿着醇亲王府和皇宫之间的路线踩点，伺机行刺载沣。
传言案发地是银锭桥，搞得不少去后海喝酒的文艺青年也能凭栏抒发一下思古之幽情。其实，真正的现场在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一连两天，汪、黄、喻都躲在桥下埋炸药，结果不是被狂吠的野狗吓跑，就是因带的电线太短而作罢。
第三天，一切准备就绪，黄复生和喻培伦先至，低头猛干。
月光下，一团灯影闪过。黄复生心头一紧，低声嘱咐喻培伦回去报信，自己则藏到树后观察。
来者是一车夫，老婆三天没回家，估计跟人跑了，气得睡不着，提灯来寻。
黄复生见他往桥下探了探头，旋即离去，赶紧跑过来扯起已经铺好的铜线，准备撤离。
岂料，盛放炸药的铁罐太重，黄复生凭一人之力无法从坑里抬出。磨蹭了半天，脚步杂沓，车夫带两个巡警赶到。
只好闪人。
炸弹没了，汪精卫却并不甘心。一面遣喻培伦再去搞炸药，一面同黄复生留守。
清廷表面上淡定，暗地里顺藤摸瓜，四处搜查，终于发现了铁罐的来源——骡马市大街永铁工厂。
铁匠望着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巡警，赶紧招了：守真照相馆。
负责审理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是肃亲王善耆。不出意外，二人必死无疑，远在日本的胡汉民甚至连悼诗都写好了。
谁知，善耆是《民报》的忠实读者，早闻“精卫”之大名，有心要同他侃一侃时政。
善耆：“革命党宣扬兴汉灭满，乃狭隘的民族仇视。如果国内发生流血革命，外人不正好可以趁乱侵犯中国吗？邻国日本，君主立宪，就是我大清的成功榜样啊。”
汪精卫断然否定：“日本明治维新，绝非不流血革命，乃西乡隆盛首发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而我大清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国。”
善耆口才不敌汪精卫，又见他与黄复生争认“主谋”，心下已起了怜才之意。
当晚，狱中的汪精卫朗然独坐，吟出那首广为流传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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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卒将诗作呈给善耆，这个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后代顿时感怀于衷：“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如能为国家所用，救亡图存，则我大清幸甚！”
为此，他力劝载沣从轻发落。
于是，原本诛九族的重罪被破天荒地判为终身监禁。
对此，载沣的解释是“为国罹（遭）罪，宜从宽典”，孙文的解读是“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后人的分析是“故意表现清廷的大度和开明”。
都没说到点子上。
集会自由，曾经拥有
日俄战争后，伊藤博文强迫朝鲜国王李熙签订保护条约，将军事和外交权统统交给日本。
朝鲜的法令和高官任免全部操于“统监”伊藤之手，用朝鲜文人的话说就是：伊藤博文每次进宫，对高宗（李熙）的态度比曹操对汉献帝还蛮横。
1909年，伊藤赴哈尔滨同俄国财政大臣会谈。朝鲜义士安重根埋伏在哈尔滨火车站，见伊藤下车，闪电般从人群中冲出，连开三枪，手刃了这个他口中“蹂躏朝鲜的奸贼”。不久，在旅顺监狱从容就义。
1910年，继往开来的日本侵略者连哄带逼地同李熙之子李坧（zhǐ，纯宗）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延续了500多年，同明清两朝相始终的李氏王朝成了历史书里的名词。
吞并朝鲜只是起步价。一向高标处世的日本迅速跟俄国签订防御同盟，相约维护各自在东三省的特权，阻止他国进入。
亡国危机惊醒了士绅阶层。
在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的奔走串联下，汤寿潜（浙江咨议局议长）、谭延闿（湖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四川咨议局议长）等纷纷响应，发起了一场蔓延全国的请愿运动，倒逼朝廷放弃所谓的“九年预备立宪”，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
长沙教员徐特立在学校演说，称“不早开国会，不足以挽救危亡”。血脉贲张之下，情绪失控，竟摸出一把利刃，切断左手小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血淋淋的大字。
各省咨议局代表一到北京，便向都察院呈递了联名的请愿书，罗列速开国会的四大理由：一、用旧的行政机构搞新的宪政，铁定玩儿不转；二、一直以来，朝廷都搞秘密外交。割了多少地，赔了多少款，民众要翻墙才能获知。再等九年，老本都被卖光了；三、没有国会和责任内阁，民愤全部集于皇室。反动统治阶级，你们真的睡得着觉吗？
四、一天到晚侮辱人民群众的智商，民智未开咨议局的成功你怎么解释？
体制内的开明派如东三省总督锡良、云贵总督李经羲、山东巡抚孙宝琦以及各驻外公使也陆续致电朝廷，要求政府顺应舆论。
顺天府丞甚至警告说：“欧洲政变多起于中等社会（士绅），史迹俱在。”
由此不难想见载沣何以要宽宥谋刺自己的汪精卫——与其扬汤止沸，不如借机作秀。
问题是前任统治者太会演戏，惟妙惟肖，早就把人民群众炼得火眼金睛，不肯轻易上当，非要动真格。
见第一轮请愿被上谕驳回，还被军机大臣泼了一身脏水（为求增其势力而已，并非出自民意），议员们不干了，商定各省咨议局在今年的常会上都只提“速开国会”一案，若再遭拒绝，则集体解散。
第二轮请愿随即展开，各地均出现大规模群众上街游行的场面。
北京青年赵振清和牛广生率领一干学生，为即将去资政院递请愿书的代表团送行。他们交给代表一封信，主题是学生们打算“以血购国会”。
正不知要闹哪样，赵振清和牛广生忽然拔刀出袖，意欲自杀，幸被代表们死死摁住。
牛广生趁人不备，毅然决然地割下自己左腿上的一块肉。众人惊魂未定，赵振清又割下自己右臂上的一块肉。
二人将鲜血涂抹于书信之上，代表们拭泪而去。
对请愿书上要求宣统三年（1911）开国会的主张，资政院的民选议员举双手赞成。
于是，所有议案都搁置，一开会就高呼“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除开国会无救亡之法”。溥伦见工作已无法开展，只好同意讨论速开国会案。
罗杰、雷奋等人相继发言，声泪俱下，义愤填膺。表决时，民选议员又坚持采用起立的方式投票。结果，即便是最保守的钦选议员，也失去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反对的勇气。
全票通过。
溥伦汇报时，载沣又摆出其招牌式的“默然无对”。
溥大人折中道：“九年筹备，已不合时宜，至少要提前三年。”
善耆常年搞接访工作（民政部尚书），深知民意不可违，也劝道：“民心忿极，大祸必发。”
载沣考虑的是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密奏，内称“如不开国会，可先设责任内阁”。
陈夔龙的建议出自其老丈人奕劻的授意，隔岸观火了很久的庆王准备浑水摸鱼了。
很明显，责任内阁一旦设立，资历最老的领班军机大臣奕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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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总理的不二人选。
载沣没得选。奕劻有隆裕罩着，门徒遍布朝野，暂时还不能翻脸。
于是，召集王公大臣商讨，最后形成决议：次年（1911）设责任内阁，宣统五年（1913）开国会。
当然，妥协不是无条件的。上谕明令解散请愿团，禁止再举行任何形式的请愿，否则“必按法惩办”。
潜台词是：此乃底线，不要再得陇望蜀。
1910年11月5日，北京东西长安街和正阳门外大街皆悬挂龙旗，张灯结彩。灯上统一书写着四个喜庆的大字——庆祝国会。
学校放假三天。各学堂在学部的指示下组织学生齐集于大清门前，高唱歌曲，山呼万岁。
更多的人却不愿被代表。
政府命令所有报馆必须报道普天同庆的新闻，结果只有两家报纸遵命；请愿团通告天下，明言“国会仅缩短三年”，请愿运动宣布失败。同时，敦促各省咨议局继续向政府施压，并要求开放党禁；在云南扶持讲武堂、暗中保护过蔡锷的李经羲继承了其伯父李鸿章嬉笑怒骂的传统，致电清廷，要求速定内阁人选，以免“昏庸老臣势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独掌禄位”，矛头直指奕劻和载沣。
时间步入1911，各种征兆显示天朝气数已尽。
诸如“政府丧心病狂，唯恐亡之不速”“直视吾民如蛇蝎如窃贼”之类的反动言论俯拾皆是。
据昆曲家赵子敬回忆，那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和朋友在家聚会，“忽闻隆隆霍霍起于空中，似雷非雷”，屋外一人大呼：“流星，光何巨也！”
于是，室内诸人疾趋而出，但见夜空“光甚闪烁，照耀万丈。其声随之，愈远愈剧，回音作爆裂响，约五分钟始不见”。
不久，一首民谣开始在古都西安流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
我以我血荐轩辕
奉天。
五千多学生手持“请开国会”的旗帜前往总督衙门哭诉：“我等都知道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
总督锡良同情道：“上谕有言，‘民情可以上达，民气不可嚣张’，固然很有道理。但依我的心理，不怕民气嚣张。若民气不嚣张，便不能知道国家之亡与不亡。”
武汉。
各界人士为以汤化龙为首的赴京同志设宴践行，报纸公布了这场悲壮昂扬的送别大会：国势阽（diàn）危，外患频来，豆剖瓜分，已在眉睫。而腐败政府尚在梦中，专恃消极主义，大好河山断送若辈之手，种种丧权辱国，无不言之详矣。
此会名则为汤君化龙饯别，实则勉汤君化龙死殉。武汉各团体当作后盾，如有不测，汉口全镇闭市，为汤君化龙开追悼大会，然后相继入都，接续拼之以死。
广州。
落暮余晖。
斜阳把一队亲兵的影子拉得很长，广州将军孚琦坐在晃晃悠悠的轿子里养神。
作为荣禄的从侄（堂兄弟的儿子），孚琦的思想并不守旧，否则也不会专程到城外观看冯如表演飞机试飞。
刚走上东门外大道，一中年汉子斜刺里冲将出来，挡道拦轿。孚琦只道又是一个上访滋事的草民，谁料对方竟拔枪而起！
枪声猝然响起，孚琦不及回神已身中五枪，当场毙命。
审讯现场，两广总督张鸣歧亲自提审。
刺客叫温生才，本是南洋的一个矿工，后加入同盟会，与孚琦素不相识，向无私怨。
张鸣歧：“何故暗杀？”
温生才：“明杀！”
张鸣歧：“何故明杀？”
温生才高声道：“唯专制之为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耳！”
张鸣歧无奈道：“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
温生才：“杀一儆百，我愿已偿。”
两天后，温生才被弃市；两周后，震惊天下的黄花岗起义爆发。
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搏杀。
以黄兴为首的一百二十余人组成的敢死队臂缠白巾，在呜呜的海螺声中直扑两广总督署。
是役也，同盟会精锐尽出（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邹鲁），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装备精良的总督卫队竟力不能支。
张鸣歧翻墙逃走，革命党纵火焚毁督署后退出，与率部前来的水师提督李淮展开巷战。
硝烟滚滚，把画面染成了黑白两色。
慢镜头里，是年仅十九岁的张云逸。大难不死的他于1955年被授予开国大将衔；慢镜头里，是写下了那封感人肺腑的《与妻书》，被“世间安得双全法”纠结得愁肠百转的林觉民（“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被捕就义前，连张鸣歧都被他泰然自若的神色打动，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雨，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慢镜头里，是胸前挂满炸弹、冲在队伍前端投弹开路的喻培伦。之前同汪精卫刺杀载沣时，喻培伦曾提前返回日本搞炸药，免于被捕。结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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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情人陈璧君当着众人的面斥为“临阵脱逃”。而今天，独臂大侠（因试制炸弹残了一条胳膊）喻培伦终于可以明志了。
黄兴被打断两根手指，仅以身免，革命党又一次以失败告终。并且，牺牲的八十九人，是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才俊。因此，孙文痛心道：“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此役给予清政府的打击极为沉重，连作为“现行反革命”的水师提督李淮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
亨廷顿有言：“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变成最真诚的改革者。对于改革的真诚，源自他们对保住权力的真诚。”
载沣并非和民主宪政有仇，人毕竟也是19世纪的“80后”，思想并不守旧。问题在于，他必须以平庸的资质，解决两难的境遇，帮行将就木的清廷妙手回春，这就勉为其难了。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可顶层只见混乱之治。载洵、载涛、溥伦、善耆、奕劻，各收党羽，各自为营，正斗得热火朝天。载沣夹在中间，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除了先巩固权力，几乎别无他法。
万众瞩目的责任内阁终于横空出世。
结果还不如不出。
总理奕劻，协理那桐、徐世昌。
整个一庆袁集团有限公司。
载沣看似落败，实则在三个关键位置上安插了自己人：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和度支大臣载泽。
这也是跟他心目中的良师德国人学的：将军事和财政牢牢抓住，便能潜御群臣。
问题是政客们算来算去玩儿平衡，自以为各方利益都照顾到了，算无遗策，可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环——民意。
内阁成员里，汉人只有四个，满员却占了九席，其中七人还是皇族，彻底违背了“皇族不掌政权”的立宪原则。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论断的那样：“清政府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地立宪派团结起来。他们虽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接受革命。”
筚路蓝缕铁路史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铁路国有案。
早在1863年，上海的英美洋行就联合请求清政府，允许他们建造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苏沪铁路。
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报朝廷时结合实际，连哄带吓：“太平军从广西起事，清军到广西要用半年时间，贻误军机。而如果有铁路，从北京到广西只要两天。”
结果，清廷以一句“不合我朝祖宗成法”驳回。
1876年，逼急了的洋行玩儿起了“明修栈道，暗造铁路”，成立了一家“吴淞道路公司”，对外宣称要筑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马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两千多工人迅速进驻工地，打路基、铺铁轨，不到一个月沿线居民便听到了汽笛的鸣叫。
朝廷显然不吃生米煮成熟饭这套，立刻通过上海道台叫停洋行的无照经营。
此事本是对方理亏，有一说一即可。结果清政府偏要扯东扯西，说“坏我风水，有违民意”，用民变吓唬洋人，好像全中国除了愚民就是暴民很光荣似的。
事实上，吴淞铁路的出现受到了沿线百姓的夹道欢迎。
因为洋人不搞暴力拆迁，收购土地不惜出高价以避免纠纷，且对居民祖坟详细勘察，防止破坏。
同时，铁路拉动了沿途的就业和经济，朝廷臆想中的铁道游击队根本没出现。
真正的敌意来自官员和乡绅。
地方守旧势力一度打算用卧轨来阻挠施工，因司机及时刹车而碰瓷未遂。
上海道台衙门受到启发，安排一个穷困潦倒、有自杀倾向的士兵去“钓鱼”，圆满完成任务。
用一条人命和二十万两白银换取吴淞铁路的拆除，对外则示之以“民心所向”，清政府的反科学之路走得是何等艰辛……
1881年6月9日是火车发明者史蒂芬逊诞辰一百周年。当天，为运输开平煤矿的煤而修建的唐胥铁路通车。
选择这一天剪彩，李鸿章费尽思量。
反对派并不体谅，立刻抛出在高层极有市场的“造铁路等于开门迎盗”论，吓唬当权者。
刘铭传在李鸿章的授意下进京上奏，说各国铁路都用来巩固国防，运兵朝发夕至，从未听说为敌方所用。
并附上一则“体己”的小贴士：“若铁路造成，十八省合为一气，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反对派又祭出圣人，说修铁路有悖圣贤之道。
李鸿章只好亲自出马，写了四千多字的长折大谈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例子，论证修铁路也是“济不通，利天下”的正道。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换了套思路，从“断民之利”的角度来反，说铁路会夺了车夫、船夫的生计，引发社会动荡。
李鸿章举例说：英国初造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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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现铁路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马车的需求不降反升。
更猛烈的反击来自曾随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刘锡鸿。
刘大人抛出一个“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登时语惊四座。
其实，早在驻英期间，刘锡鸿已经“名扬海外”了。
一位波斯藩王曾问他：“中国为何不造火车？”
刘锡鸿自以为幽默地回以“因为我们正在制造一种不用煤和铁轨，却能日行万里的超级火车”。
见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锡鸿自鸣得意道：“根据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之火车也。”
波斯藩王哈哈大笑，刘锡鸿陶醉在自己的“妙论”里，以为又创造了一条周恩来式的外交趣语。
对此，《泰晤士报》直言不讳地指出：“阻止铁路之人，必将贻笑于后代。”
反对派的冥顽不灵让李鸿章身心俱疲，在一封私信里吐露心声道：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何补涓埃（微小）？所愿当局者洞悉中外真情，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拘泥）常见而忽远图，则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甲午之后，自上而下的改革扭转了形势，“要致富，先修路”的常识逐步深入人心，大兴铁路渐成热潮。
然而，庚子国变把慈禧变成了列强的羊咩咩，逆来顺受。洋人们一拥而上，纷纷争夺中国的筑路权。
英法两国在取得滇缅和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后，进一步觊觎贯通长江中上游富饶地区的川汉铁路，英国甚至已派人入川勘察路线。
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当即上疏朝廷，力主自办川汉铁路，防止列强染指，得到批准。
1904年，谕旨下发，成都岳府街挂出了“官办四川省川汉铁路总公司”的牌子。
按规划，川汉铁路的预计路线自湖北汉口经宜昌，过四川的万县、重庆、内江、资阳，最后抵达成都，总长一千五百公里。
锡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约定，全程分为三段：一、宜昌以东至汉口，连接京汉铁路的区段由湖北负责修筑；二、宜昌以西湖北境内的铁路，由四川负责（待全部完工后，经二十五年时间，湖北政府出资赎回）；三、四川境内的铁路，由四川负责。
盛宣怀自投罗网
蜀道之难，路人皆知。如此漫长的铁路线，初步预算高达五千万两白银，锡良不借外债，中央又没钱可拨，底气从何而来？
来自踊跃的川民。
虽说不与秦塞通人烟，但进入到20世纪后，在邹容和吴玉章等人的带领下，川人的爱国热情开始如煮沸的火锅，滚滚发烫。
见平日整天在茶馆扯把子、冲壳子的闲人都关心起捍卫路权的国家大事来，锡良决定走一步险棋。
在《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中他规定：除官方出资和绅商认购之外，设立“抽租之股”，年纳粮十石（一百升）以上的耕田之家，按实收抽取3％，照市价折合银两后作为铁路股款。
同有去无回的农业税相比，作为有价证券的租股可自由买卖和转让，一旦路成，还可分红。因此，推行极为顺利，甚至连倡优乞丐都争相入股。
截至1911年，租股独大，征收了九百多万两白银。七千万川民，全部因此同川汉铁路扯上了关系。
然而，这种全民参与办铁路的景象，在盛宣怀看来却未必是好事。因为修铁路需要巨额投入，且投资回报期长，股散本弱，难成大事。
盛宣怀坚定地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其逻辑是：既然铁路事关国家命脉，又有如此丰厚的利益，由政府垄断经营天经地义。
问题是盛宣怀早已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正走载泽的门路谋求复出，暂时还轮不到他说话。
锡良则趁商部政策放开之机，大搞国企改革，于1907年实现了国有资本的彻底退出。“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变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并高薪聘请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
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召集湖广绅商计议，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上收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
一时间风起潮涌。
1907年，全国有十八家铁路公司，其中十三家是商办，以至于泥木匠作、舆马帮佣，各行各业的人都跑来入股，把洋人看傻了。
美、英、法、德组成的“四国银行团”利用外交和报纸极尽恫吓与要挟，煽动说清政府把路权下放给各省是致命的错误。
四国银行团的算盘是：通过给川汉铁路工程放贷，侵占路权。
1911年2月，同日本完成了媾和的俄国准备在东北设立军事观察站，新一轮的亡国危机使清政府吓破了胆。
四国银行团顺势施压，说中国要想获得美、英、法、德的支持，前提条件就是缔结针对川汉铁路的贷款。
问题是路权现在属于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彻头彻尾的民营企业，除非强抢，别无他法。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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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对天朝而言，打劫民众向来是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需一条堂而皇之的理由。
铁路国有化无疑是最好的说辞，因为当时各国政府都在推行私营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大谈“接轨”就行了。
而玩“国进民退”，经验丰富的盛宣怀显然是最佳人选。但使尽浑身解数东山再起的他，只捞到个邮传部侍郎的帽子，离发号施令还差一步之遥。
1910年，徐世昌入军机处，邮传部尚书一职由唐绍仪署理。
如无意外，“署理”二字很快便会拿掉，这一掌管全国电报、铁路的肥差还是抓在袁党手中，不过从左手交到了右手。
此时，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唐绍仪接到委任状后推三阻四，拒不赴任，连媒体都看出其用意，在报纸上刊文说这是为了让“盛侍郎有邮部尚书之望”。
唐绍仪的反常行为，出自袁世凯的授意。
几年前，大头刚当上直隶总督时，曾乘人之危，将属于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抢到北洋旗下。二人由此结怨，积恨已久。
于是，由袁世凯幕后导演的这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大戏，外人自然表示看不懂了。
站在载沣的立场，想托庇于四国，就必须向四国银行团贷款筑路，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
再往深了想，既要搞国有化，又要向列强借钱，没有比常年周旋于官商和洋人之间的盛宣怀更令人放心的人选了。
袁世凯当然看到了这一点，但同时也看清了另一个更严峻的现实。
之前，张之洞遵从民意，赎回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被舆论赞为“民族英雄”。
结果，当他向绅商们筹款修路时，所有人都两手一摊，表示没钱。
张之洞无奈，拖下去又徒增笑柄，只好向英国贷款修路。
谁知，已被点燃的民族情绪势不可挡，反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认为“去美来英”，原先的合约还不如不废。
声讨中，张之洞又成了人人喊打的卖国贼，把一生好名的老头儿逼得“心焦难堪”，乃至“呕血而死”。
可见，承担着对内收路、对外订约的邮传部尚书一职，已从晚清第一肥差变成一桶随时可能爆炸的硝化甘油。
正因如此，在袁世凯的布局中，唐绍仪必须撤离。
他已经看出，铁路国有政策将是清廷的亡命符。而最好的吟咒者，便是兼具能力与决心的盛宣怀。
打了几十年交道，袁世凯比盛宣怀他妈还了解他。
首先，此人迷信权力，从来不跟民间资本做坦诚的沟通，唯知以官家的身份利用、欺凌，一旦上位，必能成功搞出一个民怨沸腾的局面；其次，盛宣怀不是给李鸿章当助手，就是跟洋人搞商务，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若出现乱局，绝对摆不平；最后，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判断。在这张由官、学、商组成的牌桌上，文人有道无术，官员寡道多术，商人无道有术。
以无道而居要位，天下宁不乱乎？
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
盛宣怀果然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望，如愿以偿地当上邮传部尚书后，第一件事便是授意御史石长信上了一道奏折，颇有创意地将全国铁路分为“干路”和“支路”，干路只许官办，支路则可商办。
邮传部立刻呼应，上奏说：
从前规画未善，致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准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钜，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
作为从小到人民公园瞻仰“保路死事纪念碑”的老成都，实事求是地讲，盛宣怀并未夸大事实。
以沪杭甬铁路（上海、杭州、宁波）为例，清政府原拟借英资筑路，遭到江浙两省绅商的强烈抵制。
于是，两省各自成立公司，承担境内铁路的修建。
浙江铁路公司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总经理，在全省募集股金。股款中，有老人的寿衣棺材费，有寡妇的生活储蓄金。
结果，汤经理的亲友团集体跑来赚快钱，争相介绍筑路物资。由于缺乏监管，浙江铁路公司盲目采购、亏空严重，最后竟资不抵债。若非政府施以援手，汤寿潜多半卷款跑路。
川汉铁路的问题更严重。
筹备了八年，集款远远不够。开工无期，耗费却日多，挪借侵蚀、假公济私的腐败行为比起官场来不遑多让。
财务主管施典章甚至调拨公司三百五十万两资金跑到上海搞投资，中饱私囊，结果遭遇股灾，钱全部打了水漂。
许多川籍京官都看出这种靠民间融资修路的风险，纷纷上疏要求政府出面干预：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永无成期……
因此，当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上谕发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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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民间的反对并不激烈。
将民愤瞬间点燃的是几天后朝廷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出让筑路权的《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两湖相继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国有”之命。川路公司也紧急召开了股东大会。
因有巡警在场，会议一开始非常沉闷。忽然，场下一人长叹道：“四川亡矣！”言未已，即掩面恸哭。
一时间四周哭号相和，声震屋瓦，连巡警也扔了警棍，伏案而泣。
面对失控的场面，劝业道（商务厅厅长）周善培起身道：“此事不是哭就能解决的，诸君当另想办法。”
机灵的已然会意，走出会场，带着哭丧团朝总督衙门走去。
四川总督，此时由布政使王人文（1863—1939）代理。事先得到消息的王大人命人将督署大门敞开，在大堂檐下摆了一张长案，神色泰然地立于案上，静候请愿团。
王人文素以开明著称，川绅被他凝重的表态感动了：总督职在为民，民有隐，职当代请。请而不得，去官，吾职也，亦吾所乐也。
奏请的电报很快传到权力顶端，王人文避而不谈“铁路国有”，只委婉地提出：川路租股涉及全省百姓的利益，当有万全之策，切不可操之过急。
载沣漠然以对，绕开新成立的皇族内阁，直接跟邮传部和度支部协商决策此事，激怒了奕劻，以至于日后局势崩坏，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拒绝为此负责，态度极其冷淡。
其实，度支部掺和进来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四国银行团的贷款是救命钱，载沣要拿来缓解财政枯竭的困境。
因此，给王人文的回电很不客气地将川绅定性为“巧借铁路筹款，专事苛虐小民”的土豪劣绅，并斥责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亏倒巨款”。
王人文担心刺激到绅商，将朝廷的斥电捂了一个星期，再次上奏苦劝。
回电却愈发严厉：
览奏殊为诧异，王人文着传旨严行申饬。
与此同时，载沣起复投闲已久的端方为督办川汉铁路大臣，具体操办收路事宜。
此差可谓万人艳羡——还有比政府接收大员来钱更快的职业吗？
端方的铁路大臣，行辕设在汉阳。乃至同城为官的湖北布政使连甲拐弯抹角地找到袁世凯，想通过他走端方的门路，谋一个“会办”的兼差，捞笔丰厚的外快。
纸包不住火，王人文不敢再掩盖煌煌上谕，将之前那封指责川绅“误国殃民”的朝旨公布了。
事实上，朝旨并没有冤枉川路公司的大股东和高管——折腾得民穷财尽也没见着铁路的影子，还搞出一堆财务窟窿。
川绅自知理亏，集体呈请朝廷，百般辩解，并试探着问了一句：从前已收已用股款，将来如何退还？
为了施压，还不忘把升斗小民推到前台：
小民最恐本息俱无，款归无着……
出轨的和谐号
川路公司账面上还有七百万两余款，盛宣怀有两个方案可选：一、余款退给商民，已用之款转为国家股票，再慢慢退本还息；二、只退余款，已用拒不承认，把包袱扔给地方政府或那些大股东。
第一种方案正是王人文积极争取的——实在无法商办，至少不要给商民造成损失。
问题是，在盛宣怀看来，所谓的“已用之款”根本没用到正道上，就是亏空，第一种方案完全不用考虑。
ok，那方案二呢？各退一步，耐心说服，至少不会酿成民变。
可惜，盛宣怀属于那种干坏事都干得理直气壮的，他选择了一条挑战所有人底线的不归路。
国产价值观里最混账的一条莫过于：因为你黑，所以我要更黑。
最后，所有人都很生气。
盛宣怀的逻辑是：川路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租股，即农民的散碎银两，余款总额虽大，但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钱。而且，经年日久，农民或许早已丢了收据，或许在层层倒卖中成了糊涂账。总之，这笔钱即使退回去，多半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上，而是被地方政府或个别经办人员侵吞。
既如此，还不如纳入中央财政。
在此流氓精神的指导下，盛宣怀和度支部酝酿出台了专门针对四川、比其他各省更为苛刻的收路方案：余款不退，全部转为国有。发给商民国家股票，将来盈利可以分红。
问题是，到时路权还在不在中国都不好说，即使在，通车根本就遥遥无期。事实上，川汉铁路真正全线贯通的日期是2012年7月1日……
路、款皆夺，盛宣怀成功荣膺四川人公敌。
王人文还想再争，邮传部已下令给垂直管理的成都电报局禁止再发有关铁路的邮电。
交涉渠道堵死，形势骤然失控。
1911年6月17日，赤日无光。成都各社会团体和川路公司的股东总计两千余人，云集在铁路公司举行控诉大会。
首先上